这一切给我的印象是，我们的社会患上了一种严重的疾病。我无法想象，在一个将大部分文化领导权下放给电子媒体的国度里，哪里能找到根治这种疾病的良药。
● 2月7日
这段时间真是非常劳累。我拼命地想将两张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清理出来，其中一张在办公室，另一张在家里，考虑到现在距离我的九十岁生日宴会只有不到十天了，应该放下手中永远都做不完的工作，体面而亲切地处理纷至沓来的各种请求，去做一些别人希望我做的事情。我想做好充分的准备，在生日那天轻装上阵：没有遗留未予兑现的承诺和不曾答复的来信，也没有留下对他人应尽而未尽的义务。上个周末，我一直在准备这项工作，甚至牺牲了去教堂的时间。我一度以为已经接近成功的边缘，至少办公室的桌子已经像模像样。但我还是失败了：今天中午，桌子又被新的文件铺满，其中有一些还比较急。
● 2月15日，纽约市
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生日晚会足足来了一百多位客人，其中80％都是我的朋友和熟人。考虑到本次晚宴对我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在此应该介绍几位参加晚宴的嘉宾。晚宴本应由莱斯利·格尔伯[10]主持，但实际主持的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Peter Tarnoff）和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
我与现任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相邻而坐，我猜她是代表白宫来的。她高声朗读了总统给我的亲笔信，并把信交给了我。随后又有人朗读一封信并交给我（遗憾的是，我忘记递信的是谁了），那是国务卿克里斯多夫先生的亲笔信，内容同样亲切，他同时还授予我“国务院杰出贡献奖”（我相信这是国务院能够给予个人的最高认可）。接下来由皮特·彼得森宣布，以我的名字在协会创办俄罗斯研究奖，已筹到约一百万美元资金……其间最让人感动的是马歇尔·舒尔曼[11]的祝酒词，他让大家注意到我作为一个学者所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