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6日，普林斯顿
我意识到在刚过去的这个秋天里，出于某种原因我没能定期记日记，我决定利用研究所的几天圣诞假期，书面总结一下过去三四个月来都做了什么……
应斯特罗布·塔尔伯特的邀请去了一趟华盛顿，与政府各部门里在业务层面上非常关心俄罗斯事务的人交流，还参加了斯特罗布在家中为国务卿沃伦·克里斯多夫先生（Warren Christopher）举办的晚宴。有人可能会问，我还能向形形色色的人就有关俄罗斯问题提供什么建议，我已经有四十年的时间没有正式参与过俄罗斯事务了，每天也主要是通过新闻来了解那个国家的动态，而与我见面的这些人对俄罗斯事务了如指掌。他们大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每个人的能力都局限在特定的领域。在交流结束后，斯特罗布说他们非常感谢我提的建议，并向我保证，我的话能帮助他们从自己无法企及的高度来看待整个问题。我猜想，这恰恰是因为我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这些事务。至于国务卿，先前我与他顶多算是点头之交，但在这种更加亲切的氛围当中，我发现相较于他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表现出的政府代理人形象，他本人更温和，也更有魅力。总而言之，我很庆幸能利用这次机会结识华盛顿目前负责俄罗斯事务的人员。毕竟，我也在美国驻外事务处工作了二十六年，对自己经历的那些形势还有感觉。我更愿意与他们建立起私交和互信，而不是感觉自己被当成了一个受到敌视和猜疑的局外人……
在高级研究所，我谈到俄罗斯遭受的重创，包括社会层面的、精神层面的甚至基因层面的。苏联共产党统治了俄罗斯人民七十多年，这让他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让他们倒退了多么远，现在留下的只有一个在遗传和经济上都极度匮乏混乱的群体，动荡不安，颜面尽失，心灵受创，自信丧失，没有一个领袖能够给人民以信心。如果一个人无法理解这样的背景并将它铭记在心，他就不可能理解，在那个饱受重创、精神萎靡的国家里正在发生什么……
几个月前，克林顿先生在西雅图多国首脑会议上公开谈到，二战结束后我们取得的一些成就要归功于“杜鲁门、马歇尔和凯南这样高瞻远瞩的人”，虽然我们三个未必算得上“高瞻远瞩”，但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评价……
有两种现象最让我担忧，它们紧密相连，折射出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精神和情感状态。首先，放纵和堕落已经占据了我们的绝大部分社会和文化生活：大部分新闻、电子通信和文化的输出都掌控在娱乐业手中，娱乐业再以近乎垄断的方式将它们用于可怕的用途，制造知识水平低下的节目，还创造出伤风败俗的色情产业，让人们病态地沉溺于性和暴力，甚至要求赋予同性恋以荣耀，认可那种生活方式，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总的来说，对于这些怪胎的滋长，政府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缺少道德上的引领。
除此之外，另一种现象更令我惶恐不已，它印证了我们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大学里的年轻教师和部分学生的真实情绪是何等脆弱。在我的眼中，“政治正确”这种带有传染性的歇斯底里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这种歇斯底里也成了某种现象的必然要素，那就是幽默感的整体丧失。实际上，这种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上面提到的范围，也弥漫于全部或部分杂志、政治漫画、学生运动赛事以及大量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我一直将有能力欣赏和享受讽刺与荒诞视为精神和心理健康的基本要素，对我们这些传承美国本土文化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我只能将它的普遍丧失视作这样一种信号，即人们在精神和智识生活上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