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大家的溢美之词令我受宠若惊，想不出合适的措辞来回应。
● 2月25日，普林斯顿
我沮丧地发现自己连起床都起不来了。两条腿不听使唤，头晕得厉害，无法站立或行走。安娜莉丝看我的病情不见好转，就叫韦医生过来。他大约在晚上七点来到家里，经过一番检查，他最后确诊我患了中风。
● 3月24日
我已经连续两个上午一直在办公室工作了，回复了一大堆来信（另一大堆还躺在那里，而且数量每天都在增加）。应邀为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的新书作序。收到亨利·基辛格一本长达五百九十页的书稿，他还从办公室打电话过来，约我在世纪酒店共进午餐（他请我吃饭的目的是什么呢？）……现在，我正在跟办公室新安装的电话系统做斗争，那是最先进的设备，复杂点儿的功能我都不会用，也不打算去学了……4月下旬，我还要去参加美国哲学学会的上半年度会议。
换句话说，我的生活完全恢复到九十岁生日和中风之前的忙碌状态，更确切地说，是回到了三十年前的状态，丝毫没有因为我的年龄和身体而打折扣。刚过去的五天里，我感到极其难受，有时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可是今天下午去看了心脏病专家，诊断结果是一切安好，每天服几粒药丸即可；另外，不用太束缚自己，一如既往地生活就好。显然，如果我濒临死亡的话，那么只有我自己能注意到这一点。
● 6月29日，索伦霍斯
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我听说总统的撰稿人罗伯特·布尔斯丁先生（Robert Boorstin）（据我所知他是国会图书馆馆长的侄子）想要拜访我。为了什么事呢？总统马上要去里加与波罗的海三国总统会晤，之前提到要我陪同前往，如果我确实去不了的话，他们也想通过随行人员带去我对里加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问候。这个想法一下子提醒了我，虽然现在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我还是按照要求起草了一封问候信。奥斯陆大使馆第一秘书到我这里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讨论了这些事并接收了我的亲笔问候信，随后就离开了。
之后我起草了一份两三页的文件，内容包括我对波罗的海国家现状，以及它们与俄罗斯关系的看法，这些都是总统到达里加之后极有可能被问及的问题，这份文件也以同样方式送了出去。也许这些文件永远都到不了总统面前，但是我年纪太大了，也不太在乎这些事情了。我仍然太像一个外交官，太像一个政府的公仆，就算不受待见也不忘自己的使命。
● 7月2日
今年夏天我来这里的时候，带了好几本《莎士比亚文集》，并下定决心，只要时间允许，我会将它们通读一遍。现在，我第一次比较认真和完整地开始阅读文集中的第一部戏剧：《暴风雨》……问题是，莎士比亚本质上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在与人同形同性的诸神影响下形成的、富于悲剧色彩的希腊的人性观念有没有深刻地影响到他。我将带着这些问题继续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