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格尔的家产》是司各特精心编撰的内容丰富多彩的一部小说。
书中一切都是第一流的：迷人的情节，鲜明的背景，扣人心弦的曲折阴谋，栩栩如生、令人难忘的人物。这部小说里有个令人着迷的、《威弗利》作者笔下最吸引人的女主人公（如果不算凯瑟琳·西顿）和一个男主人公，男主人公那毫无英雄气概的品质简直把他变成了活生生的人。
但书中写得最精彩的还是詹姆士一世。在这位君主出现于《尼格尔》三年之前，他在另一部小说里被描写成醉醺醺的白痴。司各特不喜欢这样的描写，他当时就责备作者说：“‘基督教世界最英明的傻瓜’应当写得性格更鲜明些。我常常想，他的机警、洞察力、迂腐、狂妄、虚荣、贪婪、挥霍、听信宠臣和枉费心机，都使他成为历史上最有血有肉的喜剧性人物。”在司各特笔下，他真的成了我们在小说或戏剧中见到的最有血有肉的滑稽可笑的人物。从人性的观点来看，司各特笔下的这位君主比起莎士比亚或大仲马笔下的君主更为自然，更容易理解，也更加引人入胜。
司各特自己的君主当时再次要求他给予关照。1822年夏，因对文学的贡献而荣获爵位的第一位伟大作家，组织接待了踏上苏格兰土地的汉诺威王朝的第一位帝王。不是别人，正是司各特说服了乔治四世访问爱丁堡，这次出访获得圆满成功，应当归功于他，而且完全归功于他。他实际上亲自领导了一切，人们遇事都向他请教。司各特来到首都，看到一切都杂乱无章，稍微过问了一下，人们很快就自愿向他让出了一切权柄。大家把他当作总顾问，事无巨细都请他审理。
从清晨7点到深更半夜，他的家门庭若市：一天至少有60人到他家来请示。他不得不解决各种事端，平息摩擦，缓和成见，筹集款项，并且同苏格兰一切可预料的世俗的、宗教的、职业性的和社会性的团体保持密切联系。英格兰贵族也给添了不少麻烦，他们要求一切按英格兰人的意愿办。然而，最后一切均照司各特的想法办了。大约300名带着武器和风笛的苏格兰人，在其首领的率领下走下山来。首领们彼此之间无休止地闹纠纷，因此全体山民都交给了司各特领导，他们每天在他面前，背着风笛，打着旗帜，列队沿着城堡街正步操练。
8月14日，国王乘坐的游艇在数艘军舰的护航下，冒着倾盆大雨，在距利斯不远的海边靠岸。司各特前去迎接国王。当他的小船靠近“乔治国王”号时，君主已得到报告，便高声说道：“啊！瓦尔特·司各特爵士！他正是我首先想见到的苏格兰人！请他上船。”司各特走上甲板，向国王致欢迎辞，国王致了答辞，命令赠送一瓶威士忌，并为二级男爵的健康干了一杯。司各特回敬了一杯酒，并请国王将用过的酒杯赠送给他。他将酒杯小心谨慎地藏到礼服的口袋里。回到城堡街后，他专心同克莱布交谈，忘记了酒杯的事，坐到酒杯上把它压得粉碎。接着便是演说、检阅游行队伍、宴会、国王上午接见、去圣泽尔兹教堂做祈祷、观看戏剧《罗伯·罗依》等等。一次，司各特同罗伯特·皮里爵士相遇，两人沿着上河街同行，后者说，城里人怀着敬意欢迎司各特，同欢迎国王本人差不多。
在司各特称之为“最庄严的忙乱”的高峰，他无论白天黑夜，都要尽量抽空去自己的老朋友威廉·厄斯金的床边坐一坐。根据司各特的申请，威廉·厄斯金被晋升为最高法院成员，并荣获金涅德勋爵称号。厄斯金早就感到身体不适，现在由于谣传他同某某有夫之妇搞所谓“罪恶阴谋”而彻底躺倒了。这种谣言完全是无稽之谈。但它却折磨着非常敏感的厄斯金，因寒热病发作经常给他放血，终于使他一命呜呼。司各特在最忙的一天脱出身来参加了他的葬礼。
国王在北方度过了两个礼拜，行前授予亚当·弗格森和亨利·赖伯恩二人骑士称号——司各特为他们说了话。司各特还提请准予将1745年詹姆斯党人暴动后被运往伦敦的著名的蒙斯美格大炮归还给爱丁堡城堡。国王同意了。1829年威灵顿公爵任首相时，这个光荣武器运回了爱丁堡。瓦尔特·司各特爵士还向国王提出了另一项请求：恢复1715年和1745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拥护者们暴动之后取消的几个苏格兰贵族称号。
对此国王也予同意。乔治四世非常满意他在爱丁堡受到的接待，感谢司各特为使这次访问变成体面的值得纪念的事件所作的一切。
因安排陛下访问工作紧张和过度操劳，司各特的手和脚都出现了严重皮疹。君主走后他病了一场，病刚好他就写完了《贝弗利尔·皮克》，疲劳得“要命”。小说于1823年1月出版，全书虽有四卷之多，书价达两个基尼，但销路很好。凯德尔建议《威弗利》作者切勿降低效率时说：
“宁肯制止忠实宠臣飞黄腾达，也不要妨碍群众爱戴的大有作为的人。”
小说家无需这种建议，因为他的新的构思源源不断。他在写完《肯尼威斯城堡》之后一直不断地写作，其后果表现得很明显：佳作和劣作开始像钟摆一样有规律地交替出现。司各特是灵感的牺牲品，而在他的写作欲望强烈到不顾实际的创作可能时，他又同样受到缺少灵感的折磨。他写得差的那些书充分说明，他当时根本不应提笔写作。
毫无疑问，司各特对他自己的天赋并无真正认识，否则他那庸俗到愚蠢地步的爱情描写就不会同塑造得鲜明的人物性格相并存。他若懂得他能写出何等尽善尽美的作品，他也就不会想到炮制或万不得已去出版他那些最不完美的书籍了。《贝弗利尔·皮克》一书出版后，很快（对于市场来说过快）就写出了《昆廷·达沃德》，大约在前一本书问世后四个月就出现在小书铺里。司各特在冥思苦想写前一本书时，就已在酝酿新的小说了。在作家的祖国，对《昆廷·达沃德》一书的反应相当冷淡，可能是因为读者还未来得及消化《贝弗利尔·皮克》，而对同一作者的下一部书也还没有思想准备。
但《昆廷·达沃德》在法国却意外地引起热烈喝彩，就像《威弗利》当年在苏格兰、《艾凡赫》在英国引起的那种喝彩一样。法国时髦妇女开始用斯图亚特家房屋颜色的苏格兰式方格花布，按照瓦尔特·司各特的款式做服装，每天早晨都有一辆接一辆的马车停在卖这种布料的店铺门前。整个巴黎都在谈论作者，小说销售量达数千册。在德国，司各特有以歌德为首的为数众多的信徒，歌德宣布司各特和拜伦是他爱戴的作家。现在，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小说风格又在法国风靡一时了。大仲马、巴尔扎克和雨果都承认司各特对他们创作的影响。意大利等国也不例外。巴黎的喧嚣也传到了不列颠群岛，《昆廷·达沃德》的销路好了起来。
《昆廷·达沃德》仅在欧洲得到的利润，就能使任何一位作家相信他的未来是有保障的。小说获得的成功是当之无愧的。司各特认为路易十一的时代是“一切时代中最有特色的时代”，但使之成为这种时代的则是他的生花妙笔。这部小说的情节与人物协调和谐，浑然一体，超过他先前所写的一切著作。司各特在此兼顾两者而毫无偏废。也许《昆廷·达沃德》缺少《尼格尔的家产》那样的创作激情，可是前者的情节更好，装帧也好，人物同情节也非常协调一致。例如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纪尧姆·德拉马尔克、奥利维埃·勒丹、德巴吕主教、星相家伽洛蒂·马尔蒂瓦勒等历史人物的刻画是其他作家无法与之相比的，而司各特在这部小说中的最高成就则属路易十一的创造：路易十一不仅是个阴险、迷信、残酷的阴谋政客的独一无二的典型，而且也是世界文学中最真实可信和精心描绘的“恶棍”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