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本名为《苏联纪行》，是由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们写的。他们高度赞扬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各项成就，但也对他们所说的苏联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等状况提出了疑问，这使我看了相当困惑。1987年我以官方身份访问英国的时候，我与英国工党影子内阁的文化大臣费舍尔谈起了我少年时代对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的文字的阅读。什么事都是这样，没有全无意义的阅读和行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一年多后何平中学毕业，就业了，他的地下工作从面向中学改为面向“职业青年”了，他不再与我们联系，而改由职业的革命者，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委中学工作委员会委员黎光同志联系我们。用地下的术语，我与秦学儒这两个“进步关系”（因我们当时并无组织身份）由黎光——当时告诉我们的名字是“刘枫”“带”。“带”是指地下党的单线联系的上级对于下级的指导。
六、从拜财神爷到思想赤化(2)
刘枫一表人材，坚毅英俊，说话声音有很好的共鸣，许多年后我发现，他的外表很像曾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的著名演员石维坚。刘枫的形象完全符合我对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预期，他分析问题从来是要言不繁，切中要害。他的话没有何平那样多，也没有何平那样活泼和幽默，他带给我的革命事业的前景要严峻多了，他是一个严肃矜持的人，你与他在一起，你觉得他永远是胸有成竹，说一不二，坚定正确。
七、冬天里的春天(1)
1948年底与1949年初，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冀高的学生多来自河北各县，由于战争，他们无法回家乡度寒假，省教育厅乃组织了“冬令营”。国民党的省长楚溪春还来了一趟此校。为了迎接解放，我寒假期间也不回家，住在冰窖般的学生宿舍。夜里太冷，我甚至把桌椅板凳也压到被褥上。然后同学们发展到半夜劈了桌椅点火。伙食达到了难以下咽的程度。我懂了，如果没有一点油水，只是白水煮萝卜，煮白菜，放点盐，那菜吃起来相当苦。我从家里得到了极少的一点零花钱，就到地安门附近的老德顺牛奶场的门市部喝一碗牛奶，多么香甜的牛奶啊，只是喝了这次就没有再喝的钱了。当局发行“金元券”并且限价，不准涨钱，没几天，老德顺干脆打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