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权一种社会制度的末日更像是闹剧、喜剧和荒诞剧。物价一天涨几次，租房以几袋洋面计价而不是算钱，学生包围了市党部，并将“国民党”三个字更改成“刮民党”，而报纸上居然登出了要人的讲话，说是这是对国民党的侮辱。不这样登还好，这样一登，真叫我们痛快。在所谓“国民大会”上，蒋“当选”为“大总统”，而江苏某报的头题是蒋当选为“小总统”，后续报道说，由于“受害人”（蒋）未起诉，法院未有计划处理此事。一家亏损太多的报纸，干脆发一个号外，说是共产党的几位司令被俘，当时卖的时候就没有人相信，但是人的心理是即使是谣言也要听听它在说些什么，于是号外卖掉不少。于是“当局”以散布假消息为罪名处罚该报停刊三日，众人分析说，停报三日，它也总算赚了一笔。沿长江一个城市，说是国民党的官太太陪美军军官跳舞，中途停电，然后发生了强奸案。与此同时，盛传四川有个叫杨妹的女子，从生下来就不用吃饭，于是组织了医学专家追踪调查，将杨妹的身体检查情况包括妇科检查情况全部登在报上，最后说是从肛门处检查出了食物残渣，证明人不吃饭还是办不到的。然后报纸上又挖苦，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研究的一大成果是证明人必须吃饭。
随着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大获全胜，入关包围了平、津，对立方面自知大势已去，一片萧条。学生中的地富子弟，绝望中贴出布告，搞什么“自救先锋队”，凄厉地号召学生参加“平津保卫战”，垂死挣扎一番，但应者寥寥。而学校原有的中统特务组织社团“暮鼓社”，张贴一些半哀鸣半狂吠半抽搐的怪声怪气的文字，宣传共产党怎么不好，扬言要消灭“匪谍”。
晚上自习时读革命书籍，被一位报名欲参加上述“先锋队”的学生看到，他阴沉地说：“小王蒙，小王蒙，别看你，哼……”
我未动声色。
随着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地下组织的活动也就大胆起来。由于我校的一位锅炉工是党员，我们的活动乃以锅炉房为大本营，虽未正式沟通，冀高二、三年级的另一个规模大得多的平行支部的成员已经与我们并肩战斗上了。我们准备了大量标语口号宣传品，并且不约而同地以“晨钟社”（向暮鼓社叫板）学生社团的名义在一个晚上铺天盖地地张贴满学校。而学校的原当局留守班子已经瘫痪，不起任何作用。一个政权垮起来，竟是这样不堪一击，摧枯拉朽，夸张一点，更像是儿童游戏而不像是严峻的斗争。
1949年1月中旬，在解放军正式的入城式前数日，有部分先遣部队入城，路经地安门一带。解放军穿着灰色棉袄，朴素整齐，精神奕奕。我校师生挤在校门口观看。“我们的，我们的！”我心里想。
这时看到一位省教育厅的留守人员，我便凑过去问道：“请问您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