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从宋人史观中剥离史实，就不能局限于宋人所说，应当在更长时段、更广空间内把握历史。就宋初的设法立制来说，学界已经意识到不能仅仅从宋初谈起，至少要将眼光延伸到唐末五代，甚至中唐，学界前辈邓广铭、王赓武、邓小南、李锦绣等对此已多次呼吁，只是具有如此眼界的优秀作品目前仍然不多。此外，学界在讨论宋初史实时，对于五代影响涉及较多，对于南方诸国的影响则很少涉及。前举陈寅恪之语、知州通判的例子都提示我们，南方诸国尤其是南唐吴越对宋代的历史文化有诸多方面的影响。研究唐宋时期的历史，不能仅仅因为宋承继五代，就将眼光局限于五代，南方政权的影响也应该考虑进去。我们期待着未来唐宋史学界能产生一批时段上跨越中晚唐至宋初，空间上包含五代十国的优秀作品。
（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304页，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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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齐鲁书社，2004。
[2]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78页。
[3]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黄约瑟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第153～242页。内藤之文原载『歷史と地理』第9卷第5号，1922，译文误为1910年。
[4] 对起讫点认识的差异，与研究领域的不同有关，比如“政治变革“终点为宋初，“儒学变革“则是在北宋中期。参看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载《中华文史论丛》第81辑，2006，第144～146页。
[5]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第130～134页。
[6]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中华书局，1960，第7955页。括号中为原书注释，下同。
[7]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十二》，中华书局，1986，考523。
[8] 吴枫、关大虹：《中唐时期三省制度的削弱与变化》，《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9] 俞鹿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隋唐五代》，人民出版社，1996，第126～136页。
[10] 贾宪保：《论中晚唐的中枢体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11] 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文津出版社，1994，第140页。
[12]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齐鲁书社，2004，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