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即位后，太宗朝政策大体得到继承，二府关系上，宰相、枢密同议军国大政的做法却并未得到延续，咸平四年（1001）以后，中书门下才重新参与军政事务。景德四年（1007）以后，二府的沟通协作已经有三种方式：“在皇帝的许可之下，同议军国大事；事关军机民政，二府关报；宰、枢聚厅，接待宾客，询访公事。在这些情况下，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处于不断协调过程之中的、整体的决策机构和最高行政部门。“（320页）至此，二府格局才算正式形成。
宋代二府体制的形成是本书的核心议题。在这一脉络下，十国的作用似乎并不突出。但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南方诸国枢密制度的发展却表现出与五代北宋相似的发展趋向，即枢密院职掌军政和以文臣掌枢密院，这在前蜀、南唐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且出现时间远早于北方。在消除藩镇割据、结束武人政治、开创士大夫政治方面，南唐也远远走在五代北宋前面。这似乎暗示了中国历史上的另一段“南朝化“[19]。陈寅恪20世纪30年代就曾指出：“有宋一代文化，乃南唐（包括吴越）文化之扩充……宋代文化发达地域，即人才产地有二：其一即汴梁附近，如司马光、二程、吕夷简等。其二为南唐故地，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20]明确肯定了南唐吴越对于宋代历史文化的影响。学界对于通判的研究也表明，这一制衡藩镇跋扈的重要措施，最早也源于南唐[21]，而为宋太祖借鉴以削藩。就知州制来说，南方也比北方更早朝着取代刺史的方向发展[22]。因此，尽管作者谨慎地表示“我们没有理由和必要为南唐和北宋处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所显示的一些共同现象建立起渊源关系“（234页），我们仍然相信，五代宋初枢密院的发展很可能受到了十国尤其是南唐枢密院制度的启迪。由此出发，进一步探讨北宋历史上的“南朝化“（主要指南唐吴越），未必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四
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有几点体悟颇深。
第一，作者虽以研究枢密院制度为主，所完成的却并非一部“死“的制度史作品。近年来宋代制度史研究中，“活“的制度史成为新的研究趋向。“活“的制度史强调问题意识，是“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既注重制度规定，也关心制度的运作[23]。作者研究枢密院，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整部著作较少静态描述，而多“变化“，关注枢密院职能的变化、枢密使人选身份标准的变化、与中书门下关系的变化等，使得本来比较枯燥的制度史“鲜活“许多。本书制度史与政治史结合的取径也使得本书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枢密院作为中枢机构的一部分，与高层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观察其运作最好的方式无疑是从政治史出发。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作者对宋初两朝的研究中。
第二是材料与史学研究。就议题来说，如果材料比较丰富而研究成果较少的话，相关研究容易着手，但流于平淡者多；如果材料相对匮乏而研究成果较多的话，相关研究起点较高，反而会有高水平作品出现。《枢密院》一书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从材料上来说，唐后期枢密院的相关材料并不多，《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中甚至没有枢密使（院）条目。正因为材料少，片言只语都值得重视，对材料的解读就比较充分，新材料发现的意义也比较明显。作者利用《师全介墓志》，将学界争论纷纭的枢密院产生时间一下子提到元和时期，正是明证。
既有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有时候也会使一些观点逐渐层累，成为“成说“，进行相关研究时，将史实从“成说“中层层剥离，是一件非常痛快淋漓的事情。《枢密院》一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剥离“成说“的过程。但“成说“并不意味着错误，很多时候只是视角不同。相对而言，《枢密院》对“成说“剥离较多，对“成说“揭示的一些史实的重视则略有欠缺，这主要体现在五代枢密使权力的相关研究上。
后唐是枢密使掌军政确立的时期，也是枢密使权势最盛的时期，这主要以郭崇韬、安重诲为代表。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作者着力辨明郭崇韬是以宰相兼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故权重是有制度保障的。这一点笔者颇为认同。但作者对郭崇韬宰相身份的强调，给人的感觉是：在宰相和枢密使中，宰相的身份比枢密使对郭崇韬来说更重要。显然，这种“潜台词“与后唐时期的史实是不符的。只担任枢密使的安重诲可以自由调动节帅，可以影响宰相任免，甚至擅杀宰相任圜。可以想见，即使不兼侍中，郭崇韬的权势也非宰相可比。职亲权重，应是后唐时期枢密使的基本特点。
第三，就唐后期五代宋初来说，所留下的史料大多是宋人编集，宋人的唐史观、五代史观、本朝史观不仅影响着当时的修纂者，也影响到后来的阅读者、现在的研究者。宋人以“防弊之政“立国，“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成为宋代设法立制的基本原则。宋人以“今“为出发点，在对晚唐至宋初历史的书写中，不免受到此观念的影响。就枢密院来说，枢密院源于中书门下枢机房，崇政院是改枢密院而来，枢密之设是为了分宰相之权等观点均来自宋人，学者们的研究包括《枢密院》一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将史实从宋人观念中剥离出来的过程。故而对研究者来说，既要注重史实本身的“复原“，也要留意史料书写者的历史观念。研究唐宋史，很多时候需要将史实从宋人的唐史观、五代史观、本朝史观中剥离出来，这本身就是学术的进步和认识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