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在这场实用主义的复兴运动中，罗蒂无疑是一个最自觉、最有影响的哲学家。阅读今日美国的哲学文献就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比罗蒂更乐于用像“我们实用主义者认为”、“在我们杜威主义者看来”这样的说法。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实用主义是最有用的哲学。在《反本质主义与文学左派》一文中，他指出：
在笔者看来，20世纪最有用的哲学家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发现了在我们感到对某些目的是有用的描述世界的方式与那些我们觉得对其他一些目的有用的描述世界的方式之间的区别，并用这个区别来代替古希腊在实在与现象之间的区别。我将用实用主义作为这个替代的标签。
事实上，罗蒂很少使用“新实用主义”一词。他更喜欢没有限定词的“实用主义者”，或更确切地说，“杜威主义者”。因为皮尔斯在他看来还处于他要反对的（或者说他认为实用主义应该加以反对的）笛卡尔－康德主义传统的包围中。詹姆斯是他最敬仰的人之一，但他很少以“我们詹姆斯主义者”自居。他最喜欢的是杜威的哲学，虽然许多批评者，特别是杜威研究专家和实用主义思想史家，认为他事实上是个非杜威的杜威主义者。事实可能是，杜威的哲学可以最容易地用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因此，为了把握罗蒂本人的实用主义，弄清他的新实用主义新在何处，在讨论他对实用主义的几个明确概括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下述诸方面作些迂回式的研讨：他对几个经典实用主义者的评价；他在欧洲大陆找到的“实用主义”；他在他看来是今日最好地表达了实用主义精神的戴维森那里发现的实用主义。
首先，我们来分析罗蒂对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这个经典实用主义三足的评价。对于皮尔斯的思想，罗蒂有一个总的概括：“皮尔斯有时要把实验室科学的方法引进哲学，有时（以后来由罗素变得时髦的方式）主张从数理逻辑的结果中推论出所有的哲学观点。但有时候他又使逻辑从属于伦理学，从而最后从属于哲学，并反对其唯名论对手实证主义”。这后一方面，在罗蒂看来，是好的方面，但不是其主流。皮尔斯哲学的核心是科学主义。事实上，也正是这个方面使他后来在美国哲学中，甚至是在实证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赢得了声誉。但也正是这个方面，使他失去了实用主义始祖的资格。他的科学主义，特别是他的科学主义真理定义，后来表明正是实用主义要竭尽全力加以避免的。皮尔斯认为，实在是我们在研究的理想终端会一致地同意其存在的东西，而真理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达到的一致意见。这里的问题是，皮尔斯使用了“理想”这个词。这样，罗蒂指出，他就得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已达到了研究的终极，而不是我们搞累了，或缺乏想象力了”。这个问题同“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与实在相符合、而不是对某些刺激作出习惯上正确的反映的问题，同样棘手”。因此，在罗蒂看来，虽然皮尔斯对后来实用主义要加以攻击的实在论的实在与真理概念作了重新定义，但实际上只是换了一个名词而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是实用主义所要反对的那个传统的最后一个哲学家。他在实用主义历史上的地位也许不过是给了这个运动以一个名称，并激发了詹姆斯和杜威的工作。
我们再来看罗蒂对詹姆斯的评价：
詹姆斯有时表现为固执的、注重经验的，热爱硬事实与详情细节。但在其他时候，特别是在其“信仰意志”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主要动机是把他父亲将社会作为人的得救形式的信念与硬科学理论放在同等地位。但他认为真信念就是成功的行为规则。这样，他认为，可以消除在“有根据的”科学信念与“毫无根据地”接受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区别。
这是他在彻底经验主义的詹姆斯与实用主义的詹姆斯之间的区别。罗蒂指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詹姆斯本人也已意识到，实用主义和彻底经验主义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但他没有意识到，它们导致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实用主义的詹姆斯认为，“与实在接触”这个想法是荒唐的。真理不是与实在的符合。它不过是有用的信念的性质。一套辞汇的德性不是其精确表象实在的能力，而是其给我们以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的能力。而彻底经验主义的詹姆斯则主张，有些辞汇比其他辞汇更深刻，更忠实于经验。例如物理科学的辞汇就远没有某些其他辞汇来得深刻。罗蒂认为，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正在越来越失去其吸引力，因为他徒劳无功地想发现一种比物理学更精确地表象世界的说话方式。这是詹姆斯哲学中坏的方面。而实用主义的詹姆斯正好加强了对经验主义不利的方面，不存在任何称为经验的东西，即在我们的辞汇和这些辞汇的指称者之间的第三者。而这在罗蒂看来正是詹姆斯哲学中的好的方面。
杜威是罗蒂版哲学史上的少数几个英雄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英雄。但他同样认为有必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杜威：
杜威感谢自然科学，特别是由达尔文代表的自然科学，因为这把他从早期黑格尔主义中拯救了出来。但黑格尔教会了他把历史看作我们的基本现象，并根据历史实在描述科学世界。
这就是他经常提到的杜威哲学内部的一个张力，即作为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理论家的杜威与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杜威之间的张力。前者是一个在像逻辑规则、科学本质和思想本性这样一些问题上的专家、权威，而后者则要不断地批判现行制度，以保持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精神。因此，这也就是在把研究看作是对特定历史状况的回应的实用主义观点与把它看作是对永恒真理之发现的传统观点之间的张力。罗蒂认为，杜威哲学中的科学崇拜成分现在已经受到了科学哲学的驳斥。因为像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和赫西（Mary Hesse，1924-2016）这样的科学哲学家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在科学、艺术和政治这样一些先前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之间，存在着类似性：不存在任何客观的永恒的真理。但近来科学哲学对一个杜威的驳斥却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欣赏另一个杜威，因为这种科学哲学理论完成了对“认识的主客模式及支持这个模式的柏拉图主义和笛卡尔主义的一系列观念的攻击，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智工具，使我们可以用来更好地促进杜威所心爱的社会政治目标”。
我们看到，在所有这样的哲学家中，罗蒂都按照他自己的标准区分了他认为是真正实用主义的东西和这些哲学家一时还难于摆脱的、受传统哲学支配的科学主义的东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罗蒂在这些经典实用主义者中认可的是一种整体论的（否认任何二元区分），历史主义的（反对有任何元历史的标准）和社会的（反对自然科学应当成为文化之王）学说。罗蒂认为，这样理解的实用主义可以与大陆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的哲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事实上，罗蒂实用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试图把大陆哲学用于非大陆哲学的目的：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结合，以更好地捍卫政治自由主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开始作第二个迂回研究：罗蒂的大陆寻宝。
海德格尔对罗蒂来说是20世纪哲学的另一个英雄。海德格尔的主要贡献是其历史主义。罗蒂认为，虽然后期海德格尔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早期海德格尔，但把两个海德格尔连接起来的是，他想发现一套使他保持本真的辞汇。这套辞汇将阻止任何想把自己与某个更高的力量结合的企图，任何想逃避时间而进入永恒的企图。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候都有一套最后的辞汇。但这套辞汇与其说是最后的，不如说是最新的，因为它本身还需要在将来得到重新编织。海德格尔需要的是一套自我消化的、不断地自我更新的最后辞汇。这套辞汇表明，它们不是实在本质的表象，不是导致与某个更高的力量接触的方式，不是某种力量的工具或某个目的的手段，不是想逃避超越存在物的自我创造的责任的企图。海德格尔的缺陷在于，他没有认识到，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辞汇。相反，他认为，凭借他对某些书籍的熟悉，他可以发现一套辞汇，不但对他，而且对所有同时代的欧洲人都是最后的或更确切地说是最新的辞汇。但实际上“他没有能力这样做。不存在这样的基本词汇表，这样的连祷文”。
德里达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在罗蒂看来，正如海德格尔与尼采的关系。他们各自是其前辈的最聪明的读者，而同时又是其最激烈的批评者。德里达同海德格尔一样认为，没有任何超历史的永恒的辞汇。但他又认为，海德格尔的辞汇只是海德格尔自己的和愿意认同他的人的辞汇，而不是他所希望的存在物之存在的辞汇，和整个同时代的欧洲人的辞汇。德里达所要做的，用罗蒂的话说，就是在海德格尔的历史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想出一个办法，不再受引诱去把自己与某个更大的东西，某个像“欧洲”或“存在的召唤”或“人”这样的东西，等同起来。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想构造一套对整个欧洲人来说都是核心的辞汇的企图，实际上正是他自己所要反对的那种企图的又一个例子：相信我们自身以外的某种力量使某种辞汇具有优于其他辞汇的特权，某些辞汇比其他辞汇更接近于某个超历史、非偶然的东西。
在大陆哲学中，罗蒂认为，哈贝马斯是最接近杜威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在这里发现的这种文化模式正是杜威所期望的：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而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成了哲学反思的对象；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同杜威一样，是坚决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但关于哈贝马斯，罗蒂认为不能同意的是他企图为这样的自由主义社会提供一个普遍的合理性证明。因为“哈贝马斯想像康德那样（但比康德做得更好）为民主制度提供基础。其办法是祈求一种‘不受任何东西支配的会谈’，以代替‘对人格的尊重’作为一个社会借以变得越来越世界性和民主的盾牌”。罗蒂同意，任何会谈必须是自由的，不受任何东西支配的。但他不能同意，这样的会谈必定会像皮尔斯的“研究的理想终端”那样导致意见的聚合，并把这种聚合作为这样的会谈之合理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