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今日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兴起毫无疑问，从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开始至杜威达到顶峰的美国实用主义已经成了美国文化的哲学。事实上，美国哲学通常是与实用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连海德格尔也注意到，美国人对美国精神的解释是实用主义。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可以发现，从其产生之日起，实用主义就从来没有在美国取得过支配地位。即使在其鼎盛之日，老式的唯心主义和新式的自然主义也一直垄断着各主要大学的哲学系。但无论如何，在此期间，实用主义还是很有活力的哲学派别。而在杜威死后的一段时间，实用主义虽然作为一种立场还被保存着，但很少有美国人会为此而感到骄傲了。詹姆斯和杜威的大多数追随者不再是有影响的专业哲学家，而专业哲学家们则在实用主义对符合论真理观的拒绝中看到了其相对主义的、观念论的和虚无主义的隐含而转向别的哲学立场。
实用主义在杜威以后的式微，首先是因为实用主义强烈地反对哲学的专业化，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正是哲学的专业化时期。这个时候，哲学家们不是把自己的专业与神学相联系（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也不是与社会科学相联系（像实用主义的鼎盛期那样），而是与数学和自然科学相联系。总之，人们认为哲学应当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这就使实用主义很难完全进入学术界。与此相关的第二个原因是，由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和怀特海（Al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的《数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thmatics，1903）倡导的在符号逻辑中的革命和对符号逻辑的入迷使专业哲学家们把注意力转向实用主义未曾讨论过的问题。因为除了皮尔斯，经典实用主义者们主要关心的不是理论构造而是实际行为，不是形成一般的原则完成神圣使命，而是运用独特理智解决社会问题。当然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为逃避纳粹迫害，欧洲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的许多哲学家，如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赖辛巴哈（Hans Reichenbach，1891-1953）、塔斯基（Alfred Tarski，1901-1983）和亨普尔等（Carl Hempel，1905-1997），纷纷移居美国，从而也把一种纯粹、严格和精确的精神带进了美国哲学舞台。很快地，逻辑实证主义便牢牢地控制了美国主要大学的哲学系，并支配了整整一代年轻人的想象力，而实用主义在他们眼里成了模糊的头脑不清的哲学。
但自20世纪后期开始，实用主义又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复兴。虽然这还不能与其从皮尔斯到杜威的鼎盛期相比，更不能说支配了美国哲学界，但它确实不像在逻辑实证主义占有压倒优势时那么默默无闻甚至成为否定性的东西。这种复兴的一个迹象是，许多今日最重要的美国哲学家往往不那么犹豫地接受人们称其为实用主义者，即使他们自己也许还是更情愿被称为别的什么主义，而且即使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可能与实用主义还有一段距离。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并不十分惊人却也绝对不容忽视的实用主义复兴并不限于哲学界。像伦特里希（Frank Lentrichia）和费什（Stanley Fish，1936- ）这样的实用主义文学批评家使传统的人道主义者感到了不安，像沃尔泽（Michael Walzer，1935- ）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2013）这样的实用主义政治理论家，则由于提出了更激进的政治思想而使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受到了挑战，而像斯道特（Jeffrey Stout，1950- ）和考夫曼（Gordon D. Kaufman，1925-2011）这样的实用主义神学家则正在改变流行的宗教观念。
我们再把视野收回到哲学的实用主义上来。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中的复兴，或者说新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走到了尽头。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贡献是揭示了许多传统哲学问题的虚假性。但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了。哲学家们想做些新的事情。通常，在其启示的源泉干枯的时候，英语世界的哲学家们总是面向欧洲大陆，寻找新的思想，而他们在那里发现的东西正是杜威曾经期望的。例如，在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和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这样的哲学家那里，他们发现了对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数学和科学问题的关心，而在像德里达这样的哲学家那里，他们看到了哲学与小说、电影和戏剧等的关系，而这些正是杜威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预计会在美国出现而实际上没能出现的：
如果我对时代的征兆理解不错的话，当社会科学和艺术的重要性成了人们反思的对象（就像数学和自然科学在过去成为人们思考的对象那样）的时候，在其全部的意义得到把握的时候，一场新的整合运动将在哲学中出现。
另一方面，在所有这样的哲学家那里，他们也都看到了一种对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实在论和表象论的反动，而这也正是美国经典实用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因此，今日美国实用主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企图把美国哲学与大陆哲学在实用主义的主题下联合起来，如像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1932- ）和罗蒂所做的。这些人往往比较注重社会政治问题。另一是用实用主义的灵感改造分析哲学，使之摆脱实证主义的穷途末路。如像戴维森和普特南（Hilary Putnam，1926-2016）所做的。这些人虽然主要关心的还是思想与语言，但如罗蒂所指出的，就其并没有赋予自然科学任何特殊地位而言，已与实证主义根本不同了。
毫无疑问，在使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舞台上起死回生方面，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这主要不是由于其与实用主义的谱系关系：1931年他聆听了杜威在哈佛所作的第一个詹姆斯讲座，而在1968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了第一个杜威讲座。这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对实用主义的实际贡献，并使人们重新对实用主义哲学产生兴趣。蒯因在杜威去世前一年半发表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Two Dogmas of Empiricism”，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53）被认为可能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论文。而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蒯因重新举起了实用主义的大旗。逻辑实证主义一方面坚持分析真理与综合真理的区分，另一方面又相信所有有意义的陈述都可以还原为经验命题。经验主义的这两个教条都服务于其想为科学与形而上学分界的目的，而蒯因告诉我们：
在拒绝这样的界线的时候，我倡导一种更彻底的实用主义。每一个人都被赋予科学的传统和一系列连续的感觉刺激。指导他使科学传统与其连续的感官刺激适合的各种考虑，只要是理性的，就是实用主义的。
但蒯因对实用主义的更系统阐述是其《实用主义者在经验主义中的地位》一文。蒯因认为，在后休谟的经验主义中有五个方面与经典实用主义直接相关。第一是方法论的唯名论。根据这种理论，在认识论中，要尽可能地讨论语言表达而不是观念；第二是本体论的语境主义。它主张，要想得益于一个方便的，但本体论上带来麻烦的术语而又否定其指称，我们必须依赖于语境定义；第三是认识论的整体论。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相当广泛的科学理论整体，而不是一个句子甚至一个语词，才可以成为表达意义的单位；第四是方法论的一元论，即蒯因在“两个教条”中所强调的要放弃分析－综合的二元论；最后是方法论的自然主义：放弃先于科学的第一哲学的目标。蒯因认为，这最后一点，对于实用主义来说，也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正是在这里，尽管依旧奉行“我”的自然主义，但其中的“我”却走到了实用主义的人道主义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