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的学者矢内原忠雄曾指出日本的殖民地政策与法国的殖民地政策的同构性，尤其指出两者之间在语言同化方式上的一致性：“在通过教育尤其是语言来实施的同化政策方面，日本和法国一样，不，应该是采取了超过法国的决绝的态度来面对殖民地。也就是说，通过对殖民地人灌输日语来将其日本人化。此事，作为我国殖民地教育政策的根本而被坚持。”在矢内原忠雄看来，将日语和日本精神同等看待这一逻辑，是支撑日本同化政策的根本：
首先，对（中国的）台湾人或朝鲜人，阿伊努人或南洋群岛岛民灌输日语，由此来让他们拥有日本精神。由此，等他们都会讲日语并成为作为日本精神的所有者的日本人之后，社会性、政治性的自由就指日可待了，这正是我国殖民地原住民同化政策之根本性精神。这不是在法国的那种基于自然法的人类观的东西，毋宁说它是基于日本国民精神的优越性的信念之上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比起法国的同化政策来更是民族性的、国民性的、国家性的。因而在与军事性统治相结合方面，比起法国来就更加容易了。
日本在殖民统治时期所推行的语言政策，被称作是“朝鲜语抹杀政策”或“民族语抹杀政策”。这种类似于军事术语的暴力性称呼，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日本在殖民统治方面的彻底性及残酷性。但是，日本在殖民地朝鲜推行日语，将其作为“国语”来强加给被殖民的朝鲜人民，是缺少任何法理上的依据的。正如李妍淑所批判的那样：
近代日本，对于在殖民地的语言问题，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制定一以贯之的被称为“政策”的东西，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曾有组织性地来推行过这一政策。殖民地的公用语是什么语？或者说在法院或教育方面应该使用什么语言？对这些问题做出规定的法律概不存在。俨然日本语就占据着这样的地位，是不证自明的前提，不是采用法律性的措施，而是采用**裸的强制力量来让日语肆无忌惮地统治殖民地。
在日本，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肯定日本在朝鲜等地所施行的殖民地语言政策，在这些论点中，一个普遍性的看法就是在殖民地朝鲜的普通教育中，开设有“朝鲜语”这个科目。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诡辩。根据1911年的《朝鲜教育令》而设置的乃是“朝鲜语及汉文”这一极具欺骗性的科目。在这个科目中，实际上只教授汉文，要说朝鲜语，充其量只是在解释汉文时，作为补充手段而使用一点朝鲜语。而且，按照规定，朝鲜语只是“国语”教育的一个辅助手段。这在第十条的规定中说得很清楚：“在讲解朝鲜语和汉语时，要时常与国语联系起来，而且应该让教师用国语来解释。”
1922年通过的《第二次朝鲜教育令》中，规定“朝鲜语”作为一个科目取得独立地位。但是，朝鲜语依然未能摆脱作为“国语”附属的地位。这个所谓的第二次教育令的诞生，其背景乃是“三一运动”之后，日本对于朝鲜殖民统治策略从“武断政治”向“文治政治”的转换。但是，自那之后，按照对作为“国语”的日语掌握的程度，按照法律的规定“内地人”是“国语的经常使用者”，而朝鲜人则是“不常使用国语的人”。换言之，朝鲜人已不再是朝鲜人，而是“国语”能力欠缺的半个日本人，是始终需要同化的类群。
日本殖民统治者将此作为“皇民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也即在殖民地朝鲜推行“国语”（日本语）的教育。通过这种暴力性的“国策”训练出来的朝鲜人也都能讲流利的日本语。但是，通过强制手段而习得了日本语的朝鲜人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国语”能力达到了与宗主国人一样的水准就摆脱了被奴役的地位。语言能力甚至远在日本学生之上的主人公赵大焕的命运就是一个上好的例子。中岛敦的小说《猎虎》正是通过一个日本中学生的眼睛，冷峻地观察到了朝鲜少年遭到日本学生欺负的经过。在初中三年级的一次冬天的军事演习会上，在一个月夜，赵大焕被叫出宿营的帐篷，遭到几个高年级的日本学生的殴打。赵大焕之所以会被高年级学生欺负，按照小说中的说法是：“赵很早以前就被高年级学生盯上了。首先，赵在路上碰见他们不敬礼”，“对他们这些高年级学生很傲慢，且时时面带嘲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赵大焕“从那时起醉心于阅读永井荷风的小说，在属于硬派的他们看来，这过于软派了。所以赵被高年级学生盯上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在小说《猎虎》的开头处，作者直言“我要讲一则打虎的故事。虽说是打虎，但并非是达拉斯贡城的英雄达达兰猎杀狮子的那种瞎掰的故事”。众所周知，《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是法国19世纪的作家都德的名作，讲述了一个天真幼稚又爱慕虚荣的达拉斯贡人去阿尔及利亚猎狮过程中所上演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殖民地。从这样的类比性的暗示中，读者很容易读出隐藏在《猎虎》中的“殖民地性”。那个射杀了一头瞎眼狮子的达达兰，被当作一个英雄而受到敬仰。达达兰以宗主国人的身份君临阿尔及利亚，处处表现出充满东方主义式的歧视意识。相对于《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来说，都德的另外一部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更为有名，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而广为流传。小说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小学生的自述，生动地表现了法国人民遭受异国统治的痛苦和对自己祖国的热爱。
《最后一课》最先被介绍到日本是在1902年，刊登在该年的《新小说》上，是从英语转译过来的。1924年，儿童文学作家铃木三重吉重译此文，登载在《赤鸟》上。作为单行本问世乃是收录在樱田佐翻译的《星期一物语》中，1936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发行。总之，中岛敦毫无疑问是阅读过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小弗朗茨所体验到的那种被剥夺掉母语的痛楚与《猎虎》中的赵大焕的感受是相通的。一个生活在故国土地上的朝鲜人，却流畅地讲着日语，并在日语课堂上接受“皇国”教育。这无疑是长年生活在殖民地朝鲜的中岛敦要着力批判的荒诞性。结合作者自身的经历，作为日本人却千里迢迢地来到并非自己祖国的异乡。尽管生活在以武力为后盾的宗主国的优越状态中，但他体验到的正是这种作为异乡人的分裂感。中岛敦着眼于这一分裂感，并将其上升为具有形而上学性的对于存在的怀疑和不安，这是中岛敦文学一以贯之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分裂感同样存在于作为被欺凌对象的主人公赵大焕的身上。
遭到日本学生痛殴的赵大焕曾经对“我”说出了自己的感受：“我并不怕他们，也不觉得挨揍有多么可怕。尽管如此，每当经过他们面前时我总会发抖。我也骂自己窝囊，身体会情不自禁地瑟瑟发抖”；他又说道：“这究竟算哪一桩？所谓的强与弱，究竟是怎么回事？”倚强凌弱，这既是主人公赵大焕的愤怒的控诉，也是作者中岛敦对日本殖民者批判的声音。
这样一个傲慢而又怯懦的、有着双重人格的赵大焕，在作为小说**部分的打虎一章中突然变得冷酷、狰狞起来。在狩猎过程中，一名猎人因为过度惊吓而昏倒在地上，这时赵大焕的表现是：
那时，让我们震惊的是赵大焕的态度。他来到昏迷后倒在地上的男子边上，用脚非常粗暴地一边猛踢他的身体，一边对我说道“妈的，又没有受伤！”
他绝非是在开玩笑随便说说。听他的口气，他似乎为这个男子平安无事感到很遗憾，也就是说自己之前一直期待着的惨剧没有发生，这让他感到很气愤。而且，在他身旁盯着看的父亲也并不阻止儿子用脚去蹂躏猎人。忽然，我仿佛看到了流淌在他们身上的此地豪族的血脉。他一直恶狠狠地俯视着晕倒在地的男子。我一边凝视着弥漫在他两只眼睛之间的刻薄表情，不禁想到我曾经在讲谈社文库本上读到过的所谓的“扭曲的长相”大概就是指他这个样子吧。
显然，赵大焕是一个复杂而又曲折的人。置身于日本学生中的赵大焕，被褫夺掉了母语，被迫讲日语，在感情上找不到归依之处，在日本学生面前，他既傲慢不逊又有些卑躬屈膝。但是，在面对自己的同胞时，他那被压抑的戾气又暴露无遗。所以，在赵大焕的世界里存在一种套盒般的二重歧视结构：作为宗主国子民的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歧视、作为两班贵族子弟的赵大焕对于下层朝鲜人的歧视。在这两个对立的世界中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正如论者所言：“在近代帝国主义体制中的歧视的重层性结构中，一方面日本人也是‘人种歧视’的客体，但他们又将这种歧视转嫁给朝鲜人和台湾人。原本为了摆脱来自西欧列强的殖民地化而期待富国强兵的日本政府，将台湾、朝鲜等地殖民地化这件事本身就昭示了这种转移、压制的原理。”
事实上，翻阅当年日本人或朝鲜人所写的日记、游记就会知道，在朝鲜的日本人对于朝鲜人露骨的侮辱态度无处不在。对于朝鲜人的蔑视态度不仅仅存在于日本人的特权官僚，即使是位于殖民社会底层的日本人也大多如此。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出于兵源的需要，为了动员朝鲜人上战场，总督府不得不在表面上扩大了朝鲜人的受教育权利，也出台了一些禁止日本人对朝鲜人**裸表露歧视的措施。但事实上这些措施并没有收到太大的成效。即使到了二战后，还有一部分人依然对朝鲜人抱着根深蒂固的歧视意识。比如，殖民地时代在朝鲜大发横财的不二兴业社社长藤井宽太郎的女儿猪原利子就认为其父亲所主导的“不二兴业的骄人成绩在日本朝鲜统治史上，作为一个民间企业对半岛的国利民福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代表者，会流芳千古”，她还认为：“在朝鲜，普遍都是以粗粮为主食。比起大米来，朝鲜人更爱吃粗粮”；她甚至感叹说：“那些认为日本对朝鲜实施了高压政治的空洞学说十分可怕。”
正如论者所言，生活在殖民地朝鲜的日本人总会不断地追问自身存在的依据，体验到了一种作为殖民者的自我矛盾。这种体验至少是那些在充满自足与天真感的共同体中怡然自得地生活的“内地人”所无法体验的。他们会长期感受到自身存在的危机，想要克服这样的危机，并没有一条简捷的、情绪性的解决之道。
在小说《猎虎》中，赵大焕在初中三年级的那次夜间演习挨打之后就突然消失了。听赵大焕的父亲说，赵去了中国。
不久之后，就传来了关于他的种种消息。有一阵子听说他参加了某种运动，很活跃。不久之后又传来消息说他去了上海，身败名裂。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同时又认为这两种消息都是无稽之谈。就这样，我中学毕业之后马上就到了东京，那之后，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这里所提到的赵大焕秘密参加“某种”运动，不用说是指从事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抵抗运动。结合小说《猎虎》创作的1934年的历史背景来看，作家是不能直接在作品中写出这样的字眼来的。事实上，据筑摩书房《中岛敦全集》第三版的编者之一的川村凑所说，在《猎虎》小说中出现的“内地人”“半岛人”这样的称呼，在原稿中最初都写成“日本人”“朝鲜人”，作者后来又全部将其抹掉重新改写为“内地人”“半岛人”。当时，朝鲜总督府正在推进所谓的“内鲜一体”化的政策，俨然是两个独立国家一样的“日本”“朝鲜”这样的称呼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尤其是《猎虎》是作为《中央公论》杂志的征文小说，更是要注意时局的“要求”了。
中岛敦在小说中给主人公赵大焕安排一个这样的结局，显然是有深意的。结合同样是以朝鲜为舞台的《有巡查的风景》中的赵教英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结局，不难看出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风起云涌的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尤其是抗日义兵运动给中岛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义兵反抗运动从明治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越来越猛烈，在最高峰的明治四十一年超过了1 400次，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也达到了900次之多。
赵大焕去了中国，并在上海开展反日活动。这和《有巡查的风景》中的赵教英及其同人开展革命活动的地点是一致的。日韩合并之后，朝鲜的抗日活动组织多是以上海为据点的。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成立于上海。这个流亡政府被誉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大韩民国在上海正式确立废除君主制，成立民国；在上海选举出了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任总统、第一任总理和第一任所有部长级长官；在上海召开了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代表会议；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个议会；在上海通过了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1919年，朝鲜境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三一运动”。1919年4月10日，流亡上海的韩国志士经李光洙、孙贞道提议，同时在杜月笙的安排下，在位于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22号的玄楯住所，召开了由来自韩国各地和海外的独立运动代表29人出席的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临时议政院，作为最高民意机关。1920年12月，李承晚在上海正式宣誓就任大韩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于1926—1932年在上海的办公旧址，位于今天的黄浦区马当路306弄4号。1932年4月29日，朝鲜的抗日义士尹奉吉在上海的虹口公园刺杀了日本的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940年9月17日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成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李青天将军出任总司令，李范奭将军出任参谋长。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对日宣战声明书，正式对轴心国宣战，并宣布重庆为大韩民国“借地办公”的临时首都。
毫无疑问，中岛敦是熟知这些历史事件的，他敏锐地意识到在殖民地朝鲜兴起的蓬勃的反对力量，以文学的手法表达了他对朝鲜民族的同情以及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