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猎虎》论1930年3月，中岛敦从东京大学国语学科毕业，在父辈的斡旋之下到了横滨女子高等学校任教。那是一个就业难的时代，刚一毕业就顺利找到工作的人，在中岛敦的同级学生中仅有四人。在横滨安定下来之后，在整个大学时期几乎没有写过任何作品的中岛敦重新拾起笔来，开始了创作。1934年3月，中岛敦创作了《猎虎》，应募该年《中央公论》杂志的悬赏小说。该作未能当选，但是被评为落选作品中的十篇佳作之一。中岛敦在这年7月写给友人冰上英广的信中略带自嘲地提到这件事：“《猎虎》又失败了。但是入围了某某佳作，其实大可不必勉强选进那种地方的，我有些反感。”
尽管入围了选外佳作，但《猎虎》当时并没有能够在杂志上登载出来，一直到1942年7月才收录在由筑摩书房出版的文集《光风梦》中。不管怎样，从1929年在东京“一高”时期的《校友会杂志》上发表《有巡查的风景》以来，中间经历了1933年12月份创作的《在游泳池边》，再到次年创作《猎虎》。这三部作品均是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朝鲜半岛为舞台，均取材于中岛敦本人在朝鲜的亲身经历。换言之，少年时期在朝鲜半岛的生活，不仅在中岛敦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殖民地空间所存在的黑暗、错位以及荒诞的底色，与中岛敦长年对于存在的不真实性的怀疑精神是紧紧相连的，甚至说是前者强化了后者的记忆。
《猎虎》情节非常简单。“我”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从日本“内地”到了殖民地朝鲜。“半岛人”赵大焕是“我”在龙山小学和京城中学时期的同学。一次，“我”受赵大焕的邀请，去山里目睹了赵大焕的父亲等人猎杀猛虎的全部过程。
关于《猎虎》的主人公赵大焕这一人物，据当年中岛敦的同学们回忆，是有原型的。比如，中岛敦在龙山小学及京城中学时代的同学山崎良幸回忆说：
在《猎虎》中出现的韩国学生，在我们同年级中有两三个。即便谈不上是模型，但也许是得到了某种启示。其中有一人好像姓赵，是一个个子高挑帅气、老实而又善良的学生。据说是出身名门，或许因为其母亲是日本人的缘故吧，没有觉得他是韩国人。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很忧郁，但是成绩很好。还有一个姓金的学生，听说他家与王室有关系。
中岛敦在京城中学的另外一个同学证实说：“此外，关于《猎虎》中的同级同学赵大焕，柔道部一位姓赵的男生或许就是原型。另外，还有一个叫金大焕的同学，可以说赵大焕就是这两个同学合并起来的名字。”作家汤浅克卫在谈到《猎虎》中赵大焕这一人物的原型时有如下发言：
在《猎虎》中出现的朝鲜贵族同学，其原型或许是同年级的李达宰君吧。只有那些在日韩合并中有功劳的贵族子弟才有资格进入京城中学。李达宰君个子很高，长得白皙，温文尔雅的，俨然是贵族子弟。而且，成绩很好，排在班上第三或第五左右。四年来一直在敦的后面追赶。他似乎是考上了一高或者是三高。
如上所引，尽管三位当年的同学在谈及《猎虎》的人物原型时意见有分歧，但基本可以认定，中岛敦在创作赵大焕这个人物时，一定是想起了当年自己身边的某一位熟悉的同学。而且，这三个人在回忆中，都提到了一点，就是那位疑似赵大焕原型的人物出身名门，并非普通朝鲜家庭的孩子。这一点很重要。
如前所述，1876年2月釜山开港，日韩之间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那之后流入朝鲜半岛的日本人逐年增多。在朝日本人子弟的教育问题也变得迫切起来。在1877年5月，成立了最早的日本人学校——共立小学，1898年8月成立日之出小学。但日本在朝鲜大规模地推行近代教育，乃是1906年2月日本统监府成立之后的事情。1906—1908年，统监府分别在釜山、汉城、仁川建立了高等女学校；日俄战争后不过18所日本人小学校，到了1910年年末激增到了128所。1909年5月，京城居留民团立京城中学校成立。该校的校舍由亲日团体“一进会”提供。校址在位于汉城西北边的庆熙宫里。1910年8月，学校更名为朝鲜总督府立中学，就在中岛敦毕业的1925年，该学校由原来的总督府立降格为公立京城中学。在1909年刚成立时，该校同时招收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入学的学生人数合计159人，其中很多人的父亲都是在统监府工作的官员或职员。中岛敦是京城中学的第十五届学生。
按照汤浅克卫的说法，只招收200名学生的京城中学，“地方小学毕业的学生如果不是前三名，在京城规模达1 000多毕业生的学校里，若非前十名，根本就没有资格报考”。至于说朝鲜学生，不难设想，那更是凤毛麟角了。
作为日本在朝鲜实施的殖民统治制度，在初等教育阶段，有为在朝鲜日本人子弟开设的寻常小学校和针对朝鲜人子弟教育的普通学校两种。当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儿童尚处在人生的起步阶段，都只有自己的母语知识，尚不能讲外国语。所以，按照母语的不同，分成两个类型的学校，尚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其中包含了民族歧视。中等、高等教育，原本是与朝鲜人无缘的。在官立的初中、高中以及京城帝国大学，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几乎都是日本人，只有个别极其优秀且日语水平不错的朝鲜人，才有可能被允许进入日本人学校。朝鲜人若想上学，就只能去招收朝鲜人的由教会兴办的专门学校或女子学校，或者是上日本“内地”的私立学校、专门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赵大焕这个姓名的设定。显然，中岛敦并非是随意给自己作品主人公起名。在他同为朝鲜题材的另一部小说《有巡查的风景》中，男主人公叫作赵教英。如此看来，中岛敦似乎对朝鲜姓赵的人情有独钟。在朝鲜，最大的三大姓氏乃是金、李、朴，接下来就是郑、尹、姜、徐、崔、许。赵姓并不是罕见的姓氏，但也不是排名靠前的大姓氏。但是，赵姓尽管人口相对较少，却是一个与贵族有关系的姓氏。比如朝鲜第23代国王翼宗的妃子赵大妃就是一个例子。赵大妃出生于丰壤赵氏一族。1863年，第25代朝鲜国王哲宗去世后，就是由赵大妃一手安排了第26代国王高宗的即位，并让高宗的父亲兴宣君（大院君）来辅佐国王行使政治实权。上台后的大院君，首先将滥用势道政治的安东金氏一族从政府机关的要职中逐出。赵氏一族的权力就凸显了出来。
关于赵大焕的父亲，小说中有这样的说明：“赵的父亲原本出身名门，是一位绅士，据说在韩国时代做过大官。而且在辞职之后现在还是两班，其经济上的富有，从他儿子的穿着打扮就能看得出来。”
在朝鲜的历史上，李朝国家的政治体系是源于中国历代的制度，位于权力顶峰的是国王，在国王之下由文官、武官两官官僚联合执掌政务。像这样，高级官僚分成文官（文班）和武官（武班），合称“两班”。由于李王朝是实行文治主义政治，所以，武官要比文官的地位低很多。李朝时期实行严格的身份制度。作为地主阶层的两班是统治阶层，在两班之下又分成三个阶层：从事技术与行政事务的官僚为中心的中人阶层；从事农工商，全面承担国家赋税徭役的常民阶层；隶属于国家机关或个人的、作为奴婢的贱民阶层。每个阶层都作为世袭身份而固定下来。
如此看来，赵大焕能进入日本在殖民地朝鲜开设的官立最高级别的中学，全靠了父亲的特权地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殖民地朝鲜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阶级差别意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赵大焕的另一个身份，即他的母亲是来自“内地”的日本人。如前面章节所述，在日本的殖民统治时期，作为宗主国的日本人与朝鲜人之间的通婚，即所谓的“内鲜结婚”，曾作为“国策”的一环而被大力推广。
《在游泳池边》中，三造所访问的朝鲜少女几乎不会讲日语，所以三造和少女之间不能顺利地通过语言来达成交流。与这个朝鲜少女相比，《猎虎》中的赵大焕精通日语，是一个近乎饶舌的人。关于他的日语能力，小说中是这样描述的：“总之，他的日语非常好。而且经常阅读小说。所以，他甚至知道在殖民地的日本少年们都没有听说过的带有江户味儿的词汇。初看之下，谁也不能识破他是一个半岛人。”
斋藤实在就任朝鲜总督时，曾大力推进所谓的“文化政治”。在教育制度方面，通过《第二次朝鲜教育令》，确立起了普通学校六年、高等普通学校五年这一与日本本土相同的教育制度。而且，根据第十五号总督令，日本人与朝鲜人可以共学，但前提是朝鲜人不能超过班级人数的1/3。按照所谓的“三面一校”的计划，普通学校也日益增加起来。仅就男子的就学率而言，在“三一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急剧上升。
在“三一运动”之后，井上哲次郎就分别在该年4月28日、4月30日、5月2日的《大和新闻》上发表文章，对《教育敕语》提出批判，主张为了实现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必须要对《教育敕语》进行修正。井上批判了《教育敕语》的缺陷，指出其在朝鲜不能通行，并要求取消对朝鲜在教育方面的歧视。但他又反对威尔逊所提出来的民族自决主义，极力证明朝鲜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认为朝鲜这样的文化程度很低的民族，是需要日本这样的先进民族的指导的。事实上，在“三一运动”之后，尽管废除了宪兵警察制度，却大幅度地增加了警力，和20世纪10年代所实施的“武断政治”相比，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当然，在参政权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对朝鲜人的控制始终是很严格的。正如学者所批判的那样：“值得瞩目的是，朝鲜总督府以及日本政府非常暧昧地处置包括天皇制问题在内的成为统合核心的理念，与通过宪法、《教育敕语》和日本语三位一体地创建出来的‘民族国家＝日本’与‘殖民地＝朝鲜’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日本的语言学者时枝诚记在决定去京城大学任教时，特地向在日的朝鲜人学习了朝鲜语及朝鲜的概况，并带去了很多关于朝鲜问题的图书资料。在朝鲜的生活，也给时枝一个思索朝鲜语言问题的机会。在朝鲜的生活经验，成为时枝建立其语言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契机。但是，时枝诚记的语言学体系最终所得出的结论是“半岛人必须放弃朝鲜语，应该统一到国语（日语）上来”。
至于日本学生与朝鲜人学生同校读书的事情，在学制分开设定的时候，在日本人学校里，只有极少数与日本有着特殊关系的朝鲜人的子弟才会获准入学，这是只属于上流阶层的特权，与广大朝鲜普通百姓无缘。在日韩合并之后的20世纪10年代，为了避免同化教育，在朝鲜，作为民族教育场所的书堂迅猛增加。早在日本的殖民地教育之前，以民众为对象的书堂，已存在于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女子的教育主要是在家庭中实施韩文教育，殖民地化之前的民众的识字率，尽管无法正确统计，但是不会比前近代的周边国家低。
在公立普通学校，自日韩合并的1910年开始，所有科目的讲授，原则上是用日语来进行的。日本教师几乎都不会讲朝鲜语，所以即使一年级学生，从一开始就要用日语来学习。但是，学校里的朝鲜老师，根据实际需要，在不涉及重要内容时，也可以使用朝鲜语。而且，在必修课程中，确实也有“朝鲜语”这个科目，但和作为“国语”的日本语相比，课时要少得多。1938年以后，“朝鲜语”被降为随意科目，由校方自行决定，从制度上将其降格为可有可无的科目。从此，几乎所有的公立学校都不再开设“朝鲜语”课了。在这一时期，学生若使用朝鲜语会遭到惩罚，有一种导向就是要将朝鲜语从所有的公共场所扫除。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进一步强化了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开始了对朝鲜人的皇民化教育，所谓的“内鲜一体”的“国策”也运时而生。作为具体的措施，日本在1938年3月推出了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同月又推出《第三次朝鲜教育令》，1940年2月开始实施众臭名昭著的“创氏改名”政策，这一同化政策的核心就是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