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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宝石案

蓝宝石案圣诞(dàn)节后的第二天,我去拜访老朋友福尔摩斯并祝他节日快乐。福尔摩斯正拿着一顶旧毡(zhān)帽研究着。我好奇地问:“我猜呀,尽管这顶帽子看起来没什么,可它肯定关联到什么生死攸(yōu)关的事——它是能帮你解开某个谜团、逮住罪犯的线索。”

“不,不关系到犯罪,”福尔摩斯笑着说,“只不过是件怪怪的小事而已。你认识那个在警察局门口值班的彼得森吧?”

“认识。”

“这帽子是他捡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圣诞节凌晨4点,彼得森从一个小宴会出来,正沿托腾汉姆法院路回家。

他看见前面有个背着一只白鹅的高个子男人慢慢地走着。走到古基街拐弯的地方,高个子突然和几个流氓打起来了。一个流氓把他的帽子打落在地。为了自卫,他操起棍子四下挥舞着。结果棍子碰到了身后商店的橱(chú)窗,把玻璃打碎了。彼得森冲上去想帮这个高个子一把,结果那人因为打破了玻璃惊慌不已,一看见有个穿警服的人冲过来了,扔下东西拔腿就跑,很快就跑远不见了。那些小流氓也溜了。这样一来,现场只剩下他和两样东西,一顶破毡帽和一只上等的圣诞大肥鹅。这只鹅的一只脚上拴着张小卡片,上头写着‘贝克夫人’,帽子里头也有姓名的缩写‘H.B.’。可在这座城里面,姓贝克的成千上万,叫亨利的也成千上万,要把东西还给失主可真难哪!”

“那彼得森怎么办?”

“他当天一大早就把鹅和帽子拿到我这儿来了。我们把鹅留到了今天,尽管天冷,但为了别让它坏掉还是吃了的好。所以我让彼得森拿走了鹅,而我把那位先生的帽子给留下了。”

“他没登遗失启事?”

“没有。”

“那你现在有线索了吗?”

“只能凭帽子推测了。”

“你开玩笑吧!凭这顶破帽子你能推测出什么?”

“给你放大镜,你是知道我的方法的,看你能从这顶帽子推测出它主人的个性吗?”

我拿起帽子仔细打量,但一无所获。这是一顶普通的黑色圆毡帽,又硬又脏,变了色的红色丝质衬里上没印厂商的牌号,却草草地写着人名的缩写字母“H.B.”。总之,这是积了一层厚灰的破帽子。

“我看不出什么东西。”我把帽子递给福尔摩斯,“还是请你来告诉我,你推论出了什么吧。”

我正在听着福尔摩斯对这个帽子做出的推论的时候,门猛然被推开了,彼得森满脸通红、惊慌失措(cuó)地冲了进来。

“那只鹅,福尔摩斯先生!”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鹅?怎么了?是不是它复活了,从窗口飞走了?”福尔摩斯笑着说。

“先生,你看我太太在鹅肚子里发现了什么?”他把手掌摊(tān)开,掌心上一颗比黄豆稍小的蓝宝石光芒四射,电光一样在他黝(yǒu)黑的掌心闪烁。

福尔摩斯打了个呼哨站了起来。“天哪!彼得森!”他说,“这可是件珍品啊,我想你一定知道这是什么吧?”

“是钻石吧,先生?那种切玻璃就像切泥的宝石。”

“不单是宝石,而且是——”

“是莫夫伯爵(jué)夫人的那颗蓝宝石!”我惊叫着。

“就是它。最近的《泰晤士报》每天都有这颗宝石的一些故事,看得我连它的形状和重量都了如指掌了。这是颗举世无双的宝石,它的价值不好估量,但作为悬赏(xuán shǎng)的1000个英镑(bàng)肯定还不及它实际价值的二十分之一。”

“1000英镑!老天!”彼得森跌坐在椅子上,眼睛瞪得大大的。

“那不过是赏钱而已。只要能找回这颗宝石,伯爵夫人把一半家产送给找到宝石的人都愿意。”

“如果我没记错,”我说,“这宝石是在世界宾馆丢失的。”

“是的,而且是在12月22日,也就是五天前。一个叫约翰·霍纳的管道工被起诉,说他从伯爵夫人的珠宝箱里偷走了这颗宝石。我想,我应该有关于这事的报道。”他在那堆报纸中翻找着,最后终于找到一张,把它压平,对折起来,他拿起念道:

“‘世界宾馆’宝石盗窃案。约翰·霍纳,现年26岁,管道工,因本月22日盗窃莫夫伯爵夫人一贵重蓝宝石而被起诉。宾馆领班詹姆斯·赖德证明说,案发当天,他曾带约翰·霍纳到楼上莫夫伯爵夫人的化妆室去焊(hàn)接有些松动的壁炉栅栏(zhà lán)。他再次进入化妆室时,他发现霍纳已经离开,而梳妆台已被撬(qiào)开,台上有一个空空的首饰盒。他后来才知道伯爵夫人的宝石一直是放在里头的。赖德立刻报了案,霍纳当晚被捕,但未发现其身上和家中藏有宝石。伯爵夫人的女仆凯瑟琳证明她曾听到赖德发现梳妆台被撬时发出的惊叫,并说她跑进房间,看见的现场和证人说得一样。警察局二队巡官布拉兹特里特证明说,霍纳归案前拒捕过,并竭力申辩自己是无辜(gū)的。但有人指证他有偷窃前科,因而情况对该犯极为不利。地方法官已将此案交巡回审判庭处理。霍纳在审理过程中紧张异常,宣布判决时昏了过去,最后被抬出法庭。”

“哼,警察局和法院就提供了这点情况,”福尔摩斯把报纸甩到一旁,若有所思地说,“那头是首饰盒失窃,这头是托腾汉姆法院路捡到的肥鹅肚里发现了宝石。我们得把连在这两头中间的事情经过给弄清楚。那颗被盗的宝石,它是从鹅肚子里找到的,鹅是亨利·贝克先生的,也就是这顶破帽的主人的。不知他在这个案子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得把这位先生找到,找他的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在晚报上登一则启事了。要是这招不灵,就只好再另想办法了。”

“启事上写些什么呢?”

“把笔给我,还有纸。就这么写:‘本人于古基街拐角处拾到白鹅一只,黑毡帽一顶。请亨利·贝克先生于今晚6时到贝克街认领。’够简明扼(è)要的吧。”

“是的,可他能看到吗?”

“当然。他肯定会留意报纸的,对一个穷人来说,这损失太惨重了。虽然他砸了玻璃,闯了祸,让彼得森给吓得不顾一切地跑了,但事后他肯定会为丢了那只鹅而非常懊恼。还有,报纸把他的名字登了出来,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提醒他去看报的,所以他一定能看到。彼得森,给你,你赶紧把这个启事送到报社去,一定得登在今天的晚报上。宝石先放我这儿。谢谢你了,彼得森,另外,你回来的时候买只鹅带到我这儿来,我得弄只鹅给那位先生以顶替你家正吃着的那只。”

彼得森走后,福尔摩斯拿起宝石,对着光仔细地看着。“真是举世无双啊!”他说,“它多晶莹剔(tī)透!当然,它也是罪恶的根源。每颗珍贵的宝石都是魔鬼的诱饵(yóuěr)。我得把它锁到保险柜里,然后给伯爵夫人写封信,告诉她宝石已经找到了。”

“你认为霍纳是清白的吗?”

“我现在还不能肯定。”

“那你是否认为别的人,比如说亨利·贝克和宝石有牵连呢?”

“我认为亨利·贝克也有可能是清白的。他没想到手里的鹅会价值连城,即使是纯金的鹅也比不上。只要我的启事有了作用,我做一个小小的测验就可以证实这一点了。你现在可以忙别的事情去了。记得晚上7点来吃饭。”

等我回到贝克街时已经6点半了。我走上楼,看见一个高个子男人正站在门外,他身穿带有苏格兰小帽的上衣,纽扣扣得紧紧的。我到门口时,门开了,我和他一起走进了福尔摩斯的房间。

“我想您就是亨利·贝克先生吧,”福尔摩斯说着,站了起来,“请坐靠壁炉的那张椅子吧,这是您的帽子吧,贝克先生?”

“是的,先生,是我的帽子。”

他身材高大、谈吐谨慎,一副落魄文人的样子。

“东西我们留好几天了,”福尔摩斯说,“我们以为你会登遗失启事呢!”

我们的客人笑着说:“我以为我的鹅和帽子被那伙流氓拿走了呢。”

“原来这样。哦,对了,鹅已经被我们吃了。”

“吃了?”客人激动得坐直了身子。

“是啊,要不吃,放到这个时候,准会坏的。不过,我想餐柜上的这只也能满足您的需要吧,重量和您那只差不多,挺新鲜的。”

“能,当然能。”贝克先生长舒了一口气。

“当然,您那只鹅的羽毛、爪子和内脏等东西我们还留着,你是否要——”

那人大笑起来。“除了当我那次历险的见证,”他说,“我看它们没什么别的用处了。所以,如果您同意,先生,我只想带上餐柜上的那只肥鹅。”

福尔摩斯飞快地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微微耸了耸肩。

“那好吧,这是您的帽子,那是您的鹅。”他说,“顺便问一下,您的鹅是从哪儿买的?我对家禽的饲养很有兴趣,而这么肥的鹅很少吧。”

贝克先生把鹅夹在腋(yè)下,说:“我和几个人经常光顾阿尔法餐馆——博物馆附近那家。要知道,我们的白天是在博物馆度过的。今年,我们好心的店主,他叫温迪盖特,办了个俱乐部,会员每周交几个便士,到圣诞节,每人都能拿到一只鹅。我每次都按时付了钱,后来的事您都知道了。先生,我真得谢谢您。”他给我们一本正经地鞠(jū)了躬,神情滑稽(huá jī)自负,然后大步流星地走了。

“亨利·贝克没事了。”福尔摩斯把门关上后说,“他与这事无关。你饿了吧,华生?”

“不是很饿。”

“那我们把正规的晚饭改成吃便餐吧,然后趁热打铁,沿这条线索追踪下去。”

“行。”

那天晚上,寒风侵骨。我们穿上长大衣,围好围巾,出发了。15分钟后,我们赶到了博物馆附近的阿尔法餐馆。这是在霍尔波恩街拐角的一家小酒馆。福尔摩斯推开门走了进去,向红光满面围着白围裙的店老板要了两杯啤酒。

“您的啤酒肯定和您的鹅一样好。”他说。

“我的鹅?”店老板有些惊讶。

“是啊,半小时前亨利·贝克先生跟我说的,他是您的肥鹅俱乐部会员。”

“哦,我明白了!但是,先生,它们可不是我的鹅。”

“是吗?那是谁的?”

“我是在科温特花园市场的一个推销员手上买来的。”

“推销员?我认识几个,请问他是谁?”

“布瑞金利基。”

“布瑞金利基?我不认识。好啦,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再见。”

“现在立即找布瑞金利基,”袭(xí)人的寒风中,福尔摩斯边扣扣子边说,“要记住,虽然我们这头仅仅是一只鹅这样的小事,但另一头却关系着一个人是否蹲5年牢的大事。只有我们证实他清白无辜了,他才有可能得到自由。当然,我们的调查也可能最终证实他确实有罪。但不管怎样,既然我们碰巧得到一条警方错过了的好线索,就得把它一查到底。朝南走,快!”我们穿过七弯八拐的贫民区后进入了科温特花园市场。市场内一个最大的摊档(dàng)上方写着布瑞金利基的名字。我们进去时,看见瘦长脸、络腮(luó sāi)胡的店老板正和伙计们收拾摊子。

“晚上好!今晚真冷啊!”

店老板点了点头,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

“看来鹅全卖完了。”福尔摩斯看了看大理石柜台后说。

“明早就可以给你500只。”

“那太晚了。”

“哦,那家亮煤气灯的摊档上还有几只。”

“可别人是介绍我到你这儿买。”

“谁介绍的?”

“阿尔法餐馆的老板。”

“哦,他呀,我给他送过两打。”

“很肥的两打。告诉我,你是从哪儿进的货?”

这句话一下子惹(rě)恼了店主。

“得了吧,先生,”他脖子一歪,双手叉腰,“直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已经直说了,我不过想问一下,你卖给阿尔法餐馆的那些鹅是从哪儿进的货?”

“就问这个吗?我就不告诉你,怎样?”

“不怎样,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为这种小事发这么大的火。”

“发火?你要像我一样被人纠缠着,你也会发火的。我买鹅是我自己的事,凭什么别人老来问?!一会儿是‘那些鹅在哪儿?’啦,一会儿又‘你卖给谁了?’啦,一会儿又是‘要以怎样的代价才能换回这些鹅?’这么唠唠叨叨地问个不停,好像世界上没别的鹅了。”

“对不起,我和问这些话的人毫不相干,”福尔摩斯一点都不生气,“既然你不肯说,那我也不问了。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我赌5英镑,赌我吃的那只鹅是在农村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