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一路摇着头自语道：“雨农呀雨农，说不定你的性命就要断送在不能保守秘密上！”
话说戴笠带上张简斋给蒋介石治好病，以后很久没有被召见。一日，偶然听毛庆祥说，近段时间陈果夫、徐恩曾时常被蒋介石召见。
戴笠这才猛然想起蒋介石冷落他，正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无非是干一些监视各级将领、策反杂牌军队、排除异己，搞搞绑票、暗杀一类的勾当，而陈果夫、徐恩曾却占足了分工的便宜。
蒋介石把反共当成自己第一重要的任务，即使面临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蒋介石常常在戴笠等人面前说，日本人入侵只是皮肤之患，只有红军的存在才是心腹之患。
多年来，陈果夫、徐恩曾正是专门做中共的情报工作，这也难怪系受到器重。
戴笠天生不服输，喜欢争强好胜。于是疯狂调整工作目标，一心一意搞共产党的情报，并把工作重点放在上海。
上海是中共机关所在地，自翁光辉被撤职之后，戴笠任命中共叛徒出身的余乐醒为第二任上海区区长，其目的正是希望能打入上海的中共组织。
戴笠反共心情过于迫切，急于求成。一方面对被捕的中共党员严刑逼供，结果总是因中共人员的坚贞不屈而使线索中断，反共斗争也因此不能深入下去。另一方面，特务处初期的成员大多是来自军校的学生，一部分来自社会上的三教九流，这些特务的思想、文化、气质、道德水准与中共人员相去甚远，因而在反共中难以有上佳表现。戴笠是个好大喜功的人，由于不能达到与组织部调查科在反共方面争功夺宠的目的，因而常常把一腔怒气发到手下的特务头上，大骂特务们是一群酒囊饭袋，不能为“团体”争气。好在蒋介石也没有在反共方面对戴笠过分苛求，戴笠也只好作罢。但是，由于系特务在这方面常常跑在他的前面，这更增加了戴笠对系特务组织的嫉妒和仇恨，恨不能把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
自戴笠成立特务处组织以后，先后杀了张敬尧、杨杏佛、史量才、吉鸿昌，可谓成绩显赫，这使系头子陈果夫也感到十分不安。
自上海金园路证券交易所与戴笠结怨以来，两人的关系一直紧张。针对系比不上特务处有成绩，特务系统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专门商讨与特务处的斗争问题。在会上，陈果夫、张道藩、洪兰友、叶秀峰、徐恩曾等大头目都认为戴笠的特务处在行动工作方面已经后来居上，调查科的破案率只及特务处的十分之一。调查科只在南京、上海、九江、汉口有行动表现，而特务处的行动成果已经遍及全国。在会上，叶秀峰等人猛烈攻击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黄凯，指责他在上海成天抽鸦片、嫖妓女，私生活太坏，在特务工作方面没有作出成绩，应对特务系统的塌台负责，并警告他说：“你再不努力，以后全部工作由姓戴的去做了。”
这次会议后，特务系统决定成立肃反委员会，又计划成立东南、西南、华北、华中、特区等五个分局，准备与戴笠抗衡。黄凯的驻沪特派员因与戴笠在上海的特务工作竞争不力被撤职。陈果夫经过一番努力，在反共方面作出了成绩。
首先，在部门建制上，系有一套高出戴笠的办法，这就是小组学习。特务们读马列主义报刊，讲解共产党的建设，甚至由专人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这与戴笠对手下特务的思想封闭禁锢，以至谈“马”色变，谈“红”色变来说，确实要高明一些。其次，系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和提高“劝降”技术，对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劝降”审讯的时候，一般采取心平气和的“说理”方法，而且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辩驳”马列主义，来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促使其叛变。这和戴笠对抓捕的人犯动辄严刑拷打，甚至亲自用刑逼供比较起来，也有水平高低之分。最后，对特情人员的运用来说，系特务也不同于戴笠。他们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并不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里，进行引诱、威胁，促其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内线“细胞”，然后扩大战果，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入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凡发现不利于“细胞”提升的障碍，立即予以铲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