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为了讨得乾隆的欢心，软硬兼施，对各级官员进行教导和逼迫，让他们进贡。各省巡抚不得不应酬答对，史书有记载，说他们“出巡则有站规、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者加倍不止，督、抚、藩（布政使）、臬（按察使）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枧、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于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三人已者亦半。初行者有畏忌，要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
和珅获得乾隆的专宠和信赖，行为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他迅速建立了全国的贪污网络和一套完整的贪污体系，例如，多少钱才能见到他的家人，多少钱才能进他的家门，多少钱才能最终见到他，这都是明码标价的，而且那些趋炎附势的贪官们也无不乐于向其多作贡献。他们知道有和珅作为后台，就相当于抱住了皇帝的半条粗腿，于是贪赃枉法的贼胆更大了。他们不顾百姓的死活，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拼命地从百姓身上搜刮财富。除了中饱私囊外，他们还会细心揣摩，迎合皇帝的喜好与需要，必须及时献上各种珍奇异物和稀世之宝，而且同时还要把大量金钱呈献给和珅用于保证这条道路的畅通，这样一来，和珅就可以坐享其成，等着金银财宝、珍珠玛瑙源源不断地涌向他家了。于是，和珅对自己建立的这个网络更加自鸣得意，而地方人民却越发遭受苦难了。
地方官员知道朝廷是无法时时看到地方上的具体情况的，所以他们想尽种种办法贪赃枉法、欺民害政，就算弄得民怨沸腾，总归有朝廷来收拾局面，所以更加不受约束。官员贪污的内在原因在于需要层层进贡，这样看来，最后获利最多的当然就是处于这个贪污体系最高层的乾隆与和珅了，而且乾隆又让和珅替他掌管大权。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和珅才是这个贪污网络的核心。
乾隆中后期，贪污已经蔚然成风，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乾隆终于下决心治理贪污，杀了几个贪官，可他不知道，他自己才是这股风的源头，只要他的欲望还在，贪污之风就会一直刮下去。
和珅见乾隆无法控制这种局面，就更加大胆了。和珅作为贪污网络的中心和枢纽，还掌握着各省地方官员向皇上进贡特产和其他礼物收退的大权，和珅利用一切机会中饱私囊。嘉庆曾说：“只因和珅揽权，纳贿，凡遇外省督抚等呈进物件，准递与否必先问和珅，伊即擅自准驳明示有权。而督抚等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
不仅如此，和珅把持吏部长达数十年之久，控制科举亦有数年，他利用手中职权，将好差使分给自己的党羽和亲信，而不听话的政敌则被他以莫须有的罪名革职或降职。其亲信捞到各地的肥缺后，自然把自己搜刮到的财物先孝敬和珅。
就这样，和珅提拔自己党羽亲信→亲信掌握实权→捞取好处孝敬和珅→和珅再度提拔亲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不断循环的贪污体系，在这个网络中，和珅明显处于操控地位，他利用这一链条为自己聚敛了大量财富。这一链条直到嘉庆亲政后赐死和珅才消失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