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求教于一种弥赛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者的任务是“为被压迫的过去而战斗”。这种解释方式把每一个“当下”的弥赛亚度向神圣化，由此从“同质的历史过程”中找回被遗弃的真正人类经验的断片。每一历史时刻的革命潜力也因而从漠然的“空洞时间”中被打捞出来，并且被承认为“救世主能够进入的狭窄通道”。本雅明认为，这样一种观念是犹太人和革命者都具有的。他写道：“历史唯物主义者把它（译注：指历史主义制造的‘永恒’观念）遗弃给其他人，让历史主义的妓院里被称作‘从前’（Once upon a time）的妓女去吸吮它的精力。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精力，足以打开历史连续统一体的缺口。”
本雅明在《论纲》里明确地区分了庸俗马克思主义和弥赛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前者顺从历史主义的幻想，认为进步引起的是对自然界的越来越多的技术开发。后者则是从傅立叶等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那里获得灵感。本雅明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证主义观念”，称赞经常受到嘲笑的傅立叶的奇想：通过富有成效的合作劳动，将会有4个月亮照亮夜空，极地的冰山将会逐渐消退，海水将变成饮用水，野兽将变成人的朋友。本雅明总结道：“这一切描述了一种劳动，它不是压榨自然，而是帮助自然生产出潜伏在其子宫中的万物。”这种对政治理论的令人意外的或奇特的读解——既清洗了旧的正统理论，也清洗了新的正统理论——是典型的本雅明思维方式。
四
一般来说，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兴趣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在这方面，他不仅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他第一次与阿多诺接触是在1923年，而且也受到他与“革命神学家”恩斯特·布洛赫和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交往的影响——他与布洛赫的交往始于1918年，见到马雅可夫斯基是在1926年访问莫斯科期间。本雅明似乎被撕裂了。一方面，他在专业上忠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事们。1935年后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是法兰克福研究所的生活津贴。另一方面，他与密友、革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保持着喧哗的个人友谊。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曾警告本雅明，要求他抵制他们所谓的布莱希特的“未经调节的”唯物主义，特别是布莱希特把艺术当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宣传武器的主张。该研究所成员喜欢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结构和艺术、哲学的上层建筑角色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出更“辩证的”、更灵活的理解。他们认为，后者（指艺术、哲学）的功能主要是批判地否定（现存历史条件）和超越（指向“另外的”历史可能性）。阿多诺和马尔库塞这样的理论家希望保留“主观内心”或“个人意识”之类概念的批判潜力，竭力主张不应以某些粗陋的“集体”体制或群众运动的名义来否定它们。他们认为，这些概念至多是在一种更高、更有包容力的辩证意识形式中被部分地克服和部分地保留（即扬弃）。
有时，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似乎占据了优势。普遍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本雅明的博士论文（译注：应该是教授资格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在法兰克福大学被拒绝后，他不能在德国获得学术职务，这就使他无论在经济来源上还是在出版方面都要依赖该研究所。（他的两篇重要论文《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在该研究所的《社会研究杂志》上。）诚然，1935年本雅明曾吐露：“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如此迫使我把我的工作尽可能紧密而有效地与该研究所联系在一起。”但是，与布莱希特的联系继续在本雅明的作品的许多方面体现出来，而且导致了他与阿多诺在编辑他为《社会研究杂志》撰写的几篇论文时长久的争执。阿多诺不赞成布莱希特的“粗陋的思想”，尤其是后者有时对苏联制度的热情辩护。但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在巴黎与本雅明接触过的汉娜·阿伦特的说法，恰恰是布莱希特对革命斗争的非黑格尔式理解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吸引了本雅明。他从未完全习惯那些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者满口熟练的辩证法术语，而是赞扬布莱希特有大胆地使用平实的日常语言和民间谚语来把自己的信息传递给尽可能多的听众的才能。布莱希特对待民间文化和机械复制象形艺术（如电影及其他技术翻新的大众传媒）的乐观主义态度也影响了本雅明。这种态度明显地不同于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对机械艺术的根本怀疑。法兰克福学派的普遍观点是，大众文化基本上是反文化，因此对于具有真正美学意识的批判否定和超越的辩证力量来说是一种腐蚀剂。因此，无怪乎布莱希特把戏剧语言、电影、剪报、街头歌曲和政治口号等混在一起的做法会遭到白眼！
本雅明本人在布莱希特的平民主义和研究所的精英主义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摇摆不定。这在他1936年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的著名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体现得特别明显。这篇论文的结论引起阿多诺和本雅明之间的争执。本雅明认为：“法西斯主义把政治变成美学，共产主义则用政治化的艺术进行反击。”阿多诺反对他的暗示，即可以完全从技术和机械生产的角度来考察现代艺术，艺术一旦被正确的意识形态即共产主义所支配，也能变成政治上进步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