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雅明对现代主义文化的分析表明了他的信念：若要克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化的物质状况，只有把弥赛亚主义的拯救神学（其神秘的当下）概念——无时间的时刻——把资产阶级的直线连续进步的时间概念颠倒过来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其革命模式也包含着一种自然“空洞”的时间的颠倒）结合起来。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的晦涩开篇中描述了他特有的神秘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机器人。它能够玩赢象棋，对对方的每一步棋都能做出针对性的反应。一个大木偶穿着土耳其服装，嘴中叼着水烟筒，坐在一张放着棋盘的大桌子旁。……实际上，有一个小驼背坐在这个木偶的里面，用线操纵着木偶的手。他是一个象棋高手。我们可以设想出一种与之相似的哲学。这个被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木偶永远会胜利。这可以很容易地与成为适于任何人的一场比赛，如果它获得神学的各种功能。众所周知，神学今天正在衰微，不得不靠边站。
本雅明在几封书信和回忆中多次把自己说成是“小驼背”。这可以说绝不是一种巧合。
尽管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始终对本雅明的神学倾向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们支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修正主义读解。在安排本雅明逃避法国的纳粹当局迫害时（但此事在西班牙边境却以悲剧告终），在他死后搜集、编辑和出版他的著作时，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事们起了很大作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特别热心于本雅明的这个论点：历史唯物主义“顶着压力而洗刷历史”，重新读解把我们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事件，挖掘被压制的斗争系谱，提醒我们记住：“没有一部关于文明的记录不同时也是关于野蛮的记录。”（《历史哲学论纲》）
本雅明的谜语式论点被认为扩展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实证主义解释的谴责，后者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经济主义，把历史归结为一套机械法则系统。本雅明反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他认为，革命不是打了包票的。他反复断言，历史的任何阶段都是未完成的，都可以做多种读解，而这就颠覆了任何确定性的声称。不仅过去，而且现在都必须被重新洗刷，这样我们才能“打破历史的连续统一体”，即把历史视为连续整体的幻想。由此，本雅明反对任何利用辩证法的模式来实现意识形态统治的做法。他本人对历史的独特解释在逻辑上就会要求一种非教条主义实验。为此目的，本雅明提出了一个尝试性探索的解释学模式。他写道：“为了挖掘成功，应该有一个计划。但是铁铲在土中的小心试探，也是不可或缺的。认为最大的奖赏是保存只是作为一种记录的发现物清单，而不是对发现地本身的暗自欣喜，这是自我欺骗。毫无所得的探索同样是这种成功的一部分，因此，记忆不应该以一种叙述的方式，更不应该以一种报告的方式来进行，而应该……试着把铁铲伸向每一个新的地点或者在旧地点伸到更深的土层。”（《历史哲学论纲》。译注：原文不是出自《历史哲学论纲》）本雅明相信，这种慷慨的解释方法不仅会把我们从僵化的历史决定论中解放出来，而且还会把我们从主张绝对不连续性的现代主义膨胀中解放出来——前者把历史看做不可抗拒的进步。后者认为，文字符号世界和具体实践的物质世界之间有一个绝对的断裂。这种解释方法也使本雅明能够容忍他的著作中存在着某些根本性紧张——有人会说是存在着某些矛盾。最明显的或许是他对神学的忠实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忠实之间的紧张。
本雅明发现，对历史的正统解释往往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偏见。他坚持这样一个论点：“每个时代都有人试图使传统摆脱力图控制它的盲从主义。弥赛亚（救世主）不是作为拯救者，而是作为反基督者的征服者降临人世。”按照本雅明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这样修正历史的可能性，因为它注意到过去被压抑的声音，注意到为幸福和正义而斗争的失败者的“勇气、幽默、狡猾和刚毅”。这就要求我们去搜集被统治阶级官方编年史所抹掉的历史上“不引人注意的改造”；要求我们像注意“伟人和天才”那样注意被压迫者“默默无闻的工作”；要求我们认识到这个悲惨的真理：任何“一部关于文明的记录同时也是关于野蛮的记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忠实地对待过去世代与现在一代之间的“秘密协定”，而这被本雅明视为拯救的希望。
历史编纂不是像兰克所说的记录“其实际存在的方式”的有关事实的中立科学。它是各种解释相互冲突的战场。在这些解释中最狡猾的是认为进步不可避免的历史主义信念。这是把历史归结为一种“同质的空洞时间”连续统一体。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通过对救世天使的描述反驳了这种观念：
这就是人们描绘的历史天使的形象。他的脸转向过去。在我们感受到事件链条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个彻底的灾难。后者把残骸一个压一个地堆起来，把它们猛摔在他的脚前。这个天使愿意停下来，唤醒死者，把被打碎的东西变成一个整体。但是，一阵风暴从天堂刮来。它猛烈地抓住他的翅膀，使天使不能合拢它们。这个风暴不可抗拒地把他推向他背对的未来，同时他面前的碎片堆积越来越大，高耸入云。这个风暴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