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经济变革也会引起不安。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 R. Wolf）指出，从简单的自给自足农业向依赖于市场、地主、银行家的先进农业的转变，使许多农民贫困破产，从而将他们从平静的生活推入革命。按照沃尔夫的观点，正是农业经济的现代化，为墨西哥、俄罗斯、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以及古巴这些国家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同样，内乱也与快速的人口增长有关。一项研究发现，1970—2000年，80％的国内冲突发生在那些60％的国民处于30岁以下的国家。失业的男性青年是天生焦躁不安的。
基于世袭职位而没有大众参与机会的政治体系，同样也会过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在提高。人们开始意识到诸如“自由民主“这样的抽象观念。特别是知识分子，会对统治国土的专制主义渐生一种愤怒。农民憎恨这种在经济上压榨他们的体制，城市的知识分子则憎恨它压制了权利和自由。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正是这两个因素的融合——农民的“数量“和知识分子的“大脑“——催生了革命。
革命
革命是一种快速、剧烈的系统变革，它意味着将旧体系及其精英一起抛弃。那种小规模或温和的、基本上使系统保持完好无损的变化是改革。一些政权为了平息大众的不满，声称它们要进行一场革命，但变化可能大部分只是装装门面而已。判断是否已经发生过真正的革命，应该看是否扫荡了旧时的精英。如果他们仍掌权，那么就没有革命。在一场激进的革命中，新的精英利用断头台、行刑队和流放来消除旧精英。然而，革命并不一定都发生流血事件。1989年，大多数东欧国家经历了一场剧烈的体制变革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罗马尼亚是个例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南非通过磋商形成了一场革命。
沮丧是一回事，革命是另一回事。人们可能会对这件事或那件事不满——农民对农产品价格不满、知识分子对缺乏自由不满、商人对腐败不满等。但如果没有组织将他们的不满集中起来，那就不会发生什么事。骚乱和不满本身并不会导致一个政权的颠覆，因为要使政权颠覆，组织是基本的。在一项关于军事专制下的巴西人的政治态度的研究中，彼得&ough）和安东尼奥·皮纳（Antonio Pina）发现存在着“大量对专制政权无法宣泄的不满“，但这是“自由流动“的怨恨，并未被特别地引导至对军管政府的反抗。他们指出由于缺乏组织性的替代方式，反抗更可能以冷淡和漠然的形式表现出来。“
前面我们考察的一些因素可能会导向暴力——暴动和罢工，但如果没有组织就不会发展为革命。谁来提供组织？对此我们转向考察知识分子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