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寻求真理
甚至在乡间的孤寂居所，工作也支配着司各特的生活。在此之前文学工作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他能够随时把它们放下，在快乐的谈话或户外的游玩中把它们忘掉。但爱好进行历史探索的性格，迫使他在办公桌旁度过一定的时间。他早晨7点起身，工作到9点30分，然后和安娜一起吃早餐；妻子要到接近中午才从卧室里出来。早饭后他大约从10点工作到1点。然后骑三小时马，或者和汤姆·帕迪一同在林间散步。然后和妻子及女儿聊天，简单地吃一点午饭，喝一杯冲淡的威士忌，再吸一支雪茄。有时候看看小说，喝点茶，再和亲人们说说闲话，从7点工作到10点，喝一杯黑啤酒，吃一片面包，然后便去睡觉。他需要至少睡七个小时，如果他没有睡够，那就得抽空在白天补上，打两三个小时的盹。从醒来到起床的半个小时里他常常在考虑，下一部小说怎么写更好，特别是情节和细节出不来时更是如此。但在写《拿破仑传》的时候，他就不能光靠这样的灵感时刻了，这里每一章都需要不断研究，细心而耐心地下功夫。“我认为，人们会把它一口气读下去，它将成为受欢迎的历史著作”，他在谈到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引言时这样说。
他一面埋头苦干，一面痛苦地注视着妻子健康的恶化，家庭经济状况的恶化对此有很大影响。夏洛特患有胸部水肿，开给她的药——毛地黄，司各特觉得比病痛更可怕。使他发愁的是，她根本不作任何恢复健康的努力，他相信对她来说散步是很有益的。夏洛特不喜欢对人诉说她的病，老是坚持说，她好些了。5月11日，司各特要到爱丁堡去办理诉讼事务，他去卧室看她。她从枕头上欠起身来，力图做出笑容，并说：
“你们大家干吗都这么愁眉苦脸的。”临走前，司各特去向她告别，但她睡得很香，他不想吵醒她。四天以后她去世了。司各特立刻回到阿博茨福德。他得劝说安娜，因为她不时歇斯底里地浑身发抖，昏厥过去。
“而我自己感觉怎样，那就难说了。时而坚强得像岸边的悬崖，时而软弱得像撞击到悬崖上的波浪。”司各特处于某种麻木发呆、对一切不闻不问的状态，人们在遭到大的不幸时，往往如此。他写信给莫里特说：
“您所提到的尘世的烦恼，在这个巨大的无可弥补的不幸面前，都算不了什么。”他知道，他再也没有能听他倾诉衷肠，为他分忧解愁的伴侣了。
“我看到了她的遗体。我看到的面容既像，又不像我的夏洛特，我30年的朋友。身材仍然那样匀称，虽然从前那么柔和高雅的线条现在已变得僵死。但我觉得这张蜡黄的脸，削尖的面庞，已经不是生命的象征，而是对生命的嘲笑——难道这就是原先充满生动表情的那张脸吗？不，我不敢再看这张脸……
“但将要安息在德赖堡遗址的不是我的夏洛特，不是我青年时代的新娘和我的孩子们的母亲。在那里，我和她曾度过那么多快乐而无忧无虑的时刻。不，决不！她会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感觉和理解我的感情。
瓦尔特和查尔斯赶来参加葬礼。葬礼于5月22日举行。夏洛特被安葬在德赖堡修道院遗址的一块土地上，她丈夫日后也将安葬在那里。司各特在葬礼前夕的日记中写道：“我仿佛在某种迷雾中麻木了，周围人们做些什么，说些什么，我都觉得好像不是真的。”这种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的恍惚感整个葬礼期间一直存在。儿子们的到来使他稍感安慰，安娜在经受打击后恢复过来，成了他真正的支柱。
司各特写道：“我有时因为她表面上沾染了一些实行的冷漠而责怪她，”但“在这种举止下面”，她父亲发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相当坚强的性格。然而在书桌旁一种被遗弃的孤独感向他袭来：“这时我才明白，我只剩下孑然一身了。可怜的夏洛特会10次到书房来，检查壁炉烧得好不好，百次询问我是否需要什么。唉，这一切都结束了——如果忘不了，那就得记住和忍受。”大儿子回爱尔兰去了，5月29日查尔斯和父亲一起来到爱丁堡，查尔斯要从那里乘船去伦敦。“这是忧伤的日子，非常忧伤的日子，”司各特在5月3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自白：“我担心让我可怜的查尔斯看见我的眼泪。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的歇斯底里状态（这种状态使人想大哭一场）表现得极为强烈，嗓子眼堵得慌，憋得喘不过气来。后来我沉入半昏睡状态，我问自己，我可怜的夏洛特是不是可能真的死了。”
六七月间，《伍德斯托克》出版了，它是3月底写完的。这部小说像往常一样，写的时候没有事先拟订情节。书写了三分之二时，司各特承认：“我还一点没有数，这场阴谋该如何结局。我从来没有能订出计划，即使订出来，我也从来不遵守。”这本书的写作结束前两个星期，他还“不比任何别人知道得更多，接下去将发生什么事。”他对情节终究不十分满意，但仍然感到高兴，因为朗曼斯为7900册印数付给他6500英镑，而写这部小说总共只花了不到三个月时间。时来运转使司各特有了新的活力，意志坚强起来；况且遭受灾难后写的几章要比以前写得更好。但《伍德斯托克》并不是他的小说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