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庆祝共同外出的节日都是在和谐一致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在1804年裁缝社团拒绝参加集体的游行队伍，并声称第二天自己组织游行。市法庭颁布了禁止这次游行的决定。裁缝们不承认这项决定，并组织了自己的游行队伍，然而在此次游行过程中某个名叫安德鲁·布朗的帮工向旗手猛扑过去，夺过他手中的旗，“把旗撕得不能再接着打了”。社团首领向法院控告安德鲁，要求他或者购买新旗，或者付给旧旗赔偿费20英镑。安德鲁为自己申辩说，他是遵照法庭有关禁止游行的决定行事的，所以他不能对毁旗负任何责任，何况那面旗连所要求赔偿的钱数的四分之一也不值，“因为这是一块破旧不堪，尽是窟窿和补丁的抹布。”裁缝们提出坚决的抗议，断言他们的旗帜是塞尔寇克最好的旗帜之一。司各特做出决定，让安德鲁·布朗补好撕破的地方。然而，这项决定并没有使裁缝们感到满意，他们请求首席法官重新审理此案，添枝加叶地详尽描述自己旗帜的无比美观，并且企图证明，借助针线无论如何也不能恢复旗帜的原状，因为旗帜被撕成这种样子，以至打了补丁会使它极其难看。司各特“重新审理”了案子，并做出了最终裁决：
“塞尔寇克，1805年6月23日。阅过呈文和亲自查验所言之旗，本首席法官认为上述旗帜可以修补，出于对该社团的深切尊敬之情，特将该旗转交本首席法官家人修补。因此，本首席法官驳回呈文，此案就此了结。双方免交诉讼费。”
这可能不符合法律条文，然而处理得却合情合理。
司各特特别注意对少年罪犯的教育问题。更确切地说，大概因为他感到小的时候他自己的学习是无人关心的，所以他鼓励采取一切形式对青年进行教育。1824年10月1日在爱丁堡寄宿学校的成立典礼上他发表了有关学校教育的意义的讲话，任何学校的教师都会赞同他的讲话。而在司各特讲话之后过了几周发生了一件差点没使爱丁堡的旧市区的全部学校毫无例外地都毁掉的事。
11月中旬的某一天在中心大街上发生了火灾，第二天议会广场上的房屋也着了火。楼房高，它们之间的小巷和过道窄，结果消防队勉勉强强才赶到着火地点。大概是由于风向变了或者别的什么突然出现的奇迹，城市才得救了。然而议会广场上的大部分房屋和中心大街路南的一半建筑物都烧着了。司各特心惊胆战地看到，高楼轰隆地响着，沉没到大火的深渊之中，而从储藏着葡萄酒和各种酒类的地窖中火焰像喷泉一样喷射出来。半年之后，由于另一场大火，上街对面，即与北桥相邻的地区也受了灾。地方志愿部队立刻被派去救火。安娜·司各特说，洛克哈特整整一昼夜都留在火场：“尽管为了提神他喝了烈酒，但是救完了火，他还是累倒了。”
司各特眼看着那么多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记得的大楼被烧毁。就在前一天，他写完了一本书，它带有思乡风格，再现了他在父亲的事务所度过的那些日子，以及他第一次看见的那位披着绿色斗篷的姑娘威廉明娜·倍尔奇的面容，她是他的第二次，也是无比钟情的一次恋爱的对象。
她本身并没有在作品中出现，但是在这本书中一直有着她的影子，就像当时在作者的头脑中一直有着她的影子一样。我们知道这部书的书名是《赫里斯》。此书于1824年6月问世，并没有受到通常那样的热烈欢迎，这可能是因为此书的整整一半的篇幅是用书信体写成的。作者本人认为，小说对他来说是写得成功的。
与《古董家》一样，这本书也是司各特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
作者在这两部小说中比其他所有作品中都倾注了更多的心血，而且两部作品都有特别迷人的东西，它能迷住对司各特其他作品不感兴趣的许多读者。这部作品充满了司各特的个性特点，它也是司各特的一部内容最含蓄的创作。书中情节发生的环境是通过暗示提供的，绝不是强加给人物的，因此它是有机地与题材融合在一起的。所以，书中总的气氛甚得好评。
关于司各特的晚期小说我不打算特别多说，所以我们现在做几点总结。当我们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在自己生活中所遇到的或者根据所保存的资料详细研究过的人物形象时，他并没有犯虚构的错误。狄更斯是从视觉方面来认识自己的人物，并提供了他们的无可比拟的照片，而司各特则是用所有的毛孔来吸收自己的人物，并画出了他们的真实的肖像。狄更斯是在扮演人物，而司各特则是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放在人物身上。
一个是在观察，而另一个是在感受。司各特是用感情，而不是理智来理解人。他不是从自己的潜意识中获得我们很费力地才能发现与自己有点儿相似的模糊的形象；而是对他人进行透彻的和表现出怜悯的观察，在自己的想像中将他们过滤，并塑造人物，我们会在瞬息之间把他所塑造的人物与周围世界的不可预知性和幻境看成是一个东西。
司各特在《日记》中写道：“蠢人们说我和莎士比亚相似，其实我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莎士比亚具有无可比拟的运用语言的才能，他既洞察生活的复杂性，又深知生活中原生的朴素性；在这个意义上是不能把司各特与莎士比亚相比较的。然而，作为人物的塑造者，司各特却与莎士比亚相当，因为如果不算福斯塔夫，我们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不到这样独特的喜剧式的，而且栩栩如生的人物，像《古董家》中的伊迪·奥基尔特里、《清教徒》中的卡迪和莫斯、《罗伯·罗依》中的尼科尔·贾维和安德鲁·费尔塞维斯、《尼格尔的家产》中的马勒格罗特和詹姆士一世以及《昆廷·达沃德》中的路易十一。除了表现出莎士比亚式的富丽堂皇气氛外，某些人物还具有塞万提斯的伟大人物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谢立丹说：“写时轻松读时难。”反过来也是对的：读时轻松写时难。对司各特来说写东西是过于轻松的。称他为枯燥的小说家，就意味着承认自己头脑迟钝，然而需要公正地指出，他的许多作品对读者的耐心是一种考验。然而作为散文作家，他在人物的刻画方面是没有对手的。
没有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能写得出他的优秀作品中的人物和历史背景。在浪漫主义的散文艺术中《清教徒》《罗伯·罗依》《修道院长》《尼格尔的家产》和《昆廷·达沃德》仍然是最高的成就，揭示司各特个性的《古董家》和《赫里斯》也应当算为这样的作品。如果再加上两部异常引人入胜的有阴谋倾轧内容的小说《盖伊·曼纳令》和《肯尼威斯城堡》，我们对文艺作家还能要求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