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民族“有着过多的共同点，所以他们才特别狂热地讨论他们之间那些较小的差异……美国人很像英国人，英国人也很像美国人，所以两者才因为无例外地在一切方面都不完全相似而相互指责……我相信，两个民族有着如此多的广义上的相似之处，经过冷静地对比他们之间的分歧点之后，都会为自己吸取教益，这种友好的讨论会造福于他们两者。
对来自英吉利海峡彼岸的客人，司各特不大高兴接待。有一位客人叫列维公爵，他写信给司各特说，他来苏格兰的惟一目的是想见见整个读书界都称赞的伟大天才。列维援引约翰逊博士的话说，如果某人见到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就连他的孙子也会引为骄傲，但他声称，司各特比上述远东的建筑更加值得尊崇。公爵被邀请到阿博茨福德做客，司各特归纳说：“……他是我曾经见到过的最典型的法国饶舌者。”我们的地主一般不赏识异国人，他说：“我憎恶那种对一个不熟悉的人百般恭维和在作家家里放肆议论其著作的可耻行为；这通常证明是种恶习。”
但也有另一种客人，司各特乐于同他们交往，如根本不像是“女作家”的乔安娜·贝莉以及威廉·华兹华斯。关于华兹华斯，司各特写道，他是位“绅士气十足的人”，但又补充说：“只是当他不跨上批判之马来论证神甫不是诗人的时候才是如此。他会同样成功地争论说，威灵顿不是士兵，因为他穿的是蓝军装，而不是披着青铜环甲。”1823年7月，玛丽亚·埃奇华斯带着她两个妹妹访问了阿博茨福德。她在到达前夕写道：“不久我就能同您谈谈，或者最好是聆听您谈。”但抵达后她为了自己说而牺牲了作为听者的乐趣，口若悬河地说了两个星期。夏洛特很奇怪，1803年玛丽亚在爱丁堡时怎么会不认识瓦尔特·司各特。司各特解释说：“亲爱的，你忘了当时埃奇华斯小姐尚未崭露头角，你可以想象，我那时也是初出茅庐。”他对玛丽亚极为赞赏，称她为当代奇才之一，并告诉她：他虽然对《威弗利》作者的小说评价很高，但那些小说根本不能同她的著作同日而语。在阿博茨福德，她的独白滔滔不绝，几乎无人阻拦，只有司各特一人偶尔打断她的高谈阔论。
客人们一般都是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阿博茨福德，但也有一次例外。1825年著名银行家的遗孀科茨夫人乘坐三辆四套马车（其余四辆留在爱丁堡）光临。她的随行人员包括两名医生（以备其中一名生病）、一名侍女、两名贴身女仆（以防其中一名患病）、几名派各种用场的仆人和圣奥尔班公爵及其姐姐。论年龄公爵可以给科茨夫人当儿子，但他想娶这位富孀为妻。司各特笑呵呵地观察着这位“珠光宝气的夫人”怎样摆出胜利者姿态把公爵带在自己身边，虽然公爵看上去“十足是个热恋中的蠢货”。
在那个时代，仅有财富（司各特称之为“一切操劳中最枯燥乏味的一种”）还不足以使社交界承认这位前女演员，虽然她已成为百万富翁的遗孀，但有爵位称号的贵妇人们仍然说些闲言碎语讥讽科茨夫人。司各特喜欢她心地善良，对其他一些客人的行为十分忧虑，因为在她们看来，似乎只要血统和出身高贵，就不必有良好的举止。在宴席上，他无计可施，只能注视着在名门和财富之间进行的一场决斗，但饭后他将康普顿爵士夫人叫到一边，坦率地告诉她说，她同她的朋友们的行为令人厌恶：早在两天之前就提醒过他们科茨夫人要来，如果她们不愿意同她见面，她们是有足够时间离开这里的。康普顿爵士夫人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个警告，并把这一点暗示给了自己的朋友们，而她自己直到晚会结束都尽量客气地对待科茨夫人。科茨夫人本来打算住上三昼夜，但还是在翌日早晨就离开了阿博茨福德。
司各特为人虽然温顺宽容，但他却是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自己城堡里的国王。他的命令必须服从，他无需重复第二遍。眉头一皱，就是强调他的决心已下，无论子女或仆人都不敢反驳。不过，他解决一切问题总是合情合理的。当汤姆·帕迪的妻子抱怨说，到阿博茨福德来求援的贫苦农民多得应接不暇时，司各特对她说：“即使你没有东西送给他们，你也要对他们客客气气。这是因为：你们虽然寄居于我的篱下，但你们也无法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我们当中今天有谁敢有把握地说，明天他自己不会沿门乞讨？”司各特多次说，他酷爱藏书，书上有一点点灰尘就像一把尖刀刺进他的心。但他把阿博茨福德的藏书室恰恰委托给了汤姆·帕迪去管，这位过去的庄稼汉对书籍爱护备至，将书籍摆得整齐有序，不能不令人惊叹。1824年汤姆患重病，主人实在吓坏了：他像照看孩子一样照顾病人，在床边值班，直到危险过去，他才回去休息。
司各特告诉他的一位友人说：“我差一点失去我那可怜的桑乔·潘萨。
他说的梦话使我心碎：不是说他在山里带着狗打猎，就是和我说话，好像我们正沿着栽种的树林一同散步。”
司各特对待仆人像对待客人一样尊重。他认为，如果他对仆人们尽心竭力，仆人们对主人就会同样克尽职守。从梅尔罗斯修道院守门人到巴克柳公爵，他几乎对所有的人都友好相待。顺便提一下，在阿博茨福德未建起之前，他对修道院花费了不少心血和时间。来了客人一定要带去看看断壁残垣，他总是不忘记提醒他们：在这里“建筑师能够找到古代雕塑的珍品，诗人可以发现古代传说的宝库。”这片废墟如同斯蒂尔顿干酪一样有它独特的魅力，越是陈旧越是别有风味。1822年，他为拯救修道院而不辞辛劳地奔波。这个建筑成了他曾经着手写作的那部小说的主要“主人公”，为了写作《艾凡赫》他暂时中断了那本书的写作，而在写完《艾凡赫》之后又回过头来写。《修道院》一书于1820年3月问世，它使所有人包括作者本人都大失所望。
这部小说是司各特写得不好的作品之一：情节枯燥，笔调沉闷，人物性格不突出，所描写的阴谋活动也不真实可信。真正的天才都有其成功与失败，而成功之辉煌与失败之惨重又往往成正比。庸碌之才却有一个体面的中等水平。《威弗利》作者的小说如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均系奋笔疾书所成。司各特自己承认说：“有时我觉得我的手不受大脑的支配，不由自主地在写下去。大约有20次，我开始按照一定计划来写，但实际上没有一次坚持到底，最多只坚持过半小时（当然是在写艺术性作品的时候）。”他把自己比作醉汉，能够奔跑，但不会平稳地走路。他在写这一章时，往往还不知道下一章该写什么。常常有人骂司各特艺术性和学术性不够，但他对这些攻击都漠然视之。他说：“评论家的意见总是彼此矛盾，很难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他们是赞扬你还是相反，都无关紧要。
要知道，评论的主要目的通常是为了显示评论者搜索枯肠写出批评意见的能力。”他说，热衷于舞文弄墨是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怪癖，简直无法医治。他对自己的工作评价不高，但这并未减少他对写作的爱好。他把自己的写作活动叫做“白白消磨时光，就像玩球和滚铁环的游戏一样”，可他连一分钟也放不下写作。他说：“天才对自己的最佳作品也没有把握，因为他所做的不可避免地要比他的想象力所描绘的低得多；按照他的意愿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画面，比起他的想象所展示的画面要逊色得多。”
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他的某些作品比另一些作品写得好，在《修道院》出版半年后问世而引起名胜古迹爱好者对于利文湖城堡的兴趣的《修道院长》一书，他是喜欢的。这部小说属于司各特最好的作品之列，因为它具有他的其他大部分优秀作品所没有的特点，即书中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刻画得十分出色。司各特笔下的一切主要人物多少都有点类似他们的塑造者，审慎严谨和理想主义在这些人物身上兼而有之，两者所占比例同在司各特本人身上一样。恰恰这一点往往使人物性格的发展受到限制。在小说《修道院长》中，罗兰·格雷姆按上述比例处理得比其他人物更有说服力，而凯瑟琳·西顿不仅是他的女主人公中写得最自然的人物，而且也是他全部浪漫主义散文中刻画得最鲜明最引人入胜的人物。小说情节生动，人物栩栩如生，虽然其中没有一个属于司各特的优秀人物之列，作者在这里描写的苏格兰女王玛丽娅也博得人们的同情。
司各特塑造她的形象决不只是因为他对她本人采取两面态度。《修道院长》出版后八年，司各特写道：“我怎么也想不出，除了玛丽娅女王的传记外，谁的传记最容易写，但我恰恰无论如何也不准备再写她，因为在这方面我的意见是与公认的情感，也与我自己的情感完全背道而驰的。”
此时，司各特创作上的多产已开始引起一些行家的严重不安。他们不承认任何天才，喜欢对伟大作品的大量出现作出非常奇特的解释，譬如说：莎士比亚的戏剧根本不是莎士比亚写的，而是弗朗西斯·培根或上院某位贵族写的。美国人炮制出一种所谓“威弗利”系列小说双重作者论，即所谓假托的作者同某个无名疯子合作的理论。这个理论使司各特为之赞叹不已，他说：“除了疯子，有谁会杜撰出这么多的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