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可能促进了团市委对于我们这些人的出路的考虑。很快先是把我们调回城里，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到房山、延庆等地调查青年生活文娱学习婚姻等诸方面的状况。陈家台，大次洛，这些长满核桃、杏、梨、枣的山野与斋堂沟大同小异，但人们说话的口音又不同了。我们在王浒同志率领下来到这里，不但开座谈会，整理材料还货真价实地参加劳动，插白薯秧，间谷子苗。这方面的经验帮助我写出了短篇小说《夜雨》与《眼睛》。前者在《人民文学》后者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王浒同志是汪家镠同志(后曾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爱人，这时也小有麻烦。三乐庄阶段，虽然已经进入了我们下放劳动改造的后期，规模日小，但不时有人补充进来，原因多样化。其中有一个中层干部，虽然来了，仍然摆着架子，并从我们原八班的人的斗来斗去的现象，说是看到了资产阶级的本性，丑恶面目之类。
到了暑期以后，我分配到了北京师范学院教中文去了。
就这样，连续四年的体力劳动生活草草结束。我想，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草草收兵，是宇宙间许多事物包括政治运动也包括文艺作品的发展规律。想想我们这些人，反右斗争，批判改造，脱胎换骨云云，讲得何等惊天动地，烈火惊雷；结果，做点农活，搞点副食，自行胡乱开会批评检讨一通，说一大堆虚恭一般的废话，一、二、三，哨也没吹就散伙了。
我说过，四年的劳动生活我仍然阳光。虽然这一段时间我也常常吟咏薛宝钗的咏香诗：“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而且没当右派前，硬是体会不了这首诗的沉痛。
回想在桑峪大山中的跋涉，一担石沟山峰之重叠峻峭，三乐庄之一望无垠，我却又心胸朗阔起来。何大自然之雍容而人事之局促焉！何人之不能回归自然而斤斤于荣辱得失也！宠辱无惊，说着好听，做起来是多么困难啊，
有一次休假，“革命干部”们都是搭自军饷至雁翅的班车，再从雁翅上火车到门头沟。但所有有帽子的人，都选择了凌晨三时起床，夜行山路十八公里，到雁翅火车站的办法。以至有人查问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说不太清，可能吧，一个是认为我们这些人应该多吃点苦，应该多锻炼锻炼。一个是都是一个等级的人一起走，反而会轻松些，更主要的是凌晨在大山中、在湍流旁、在乔木灌木花草中行进，这是何等地开阔快活。人生中再没有几次这样星夜走山路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