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包不算大，但还是使父亲的身体严重地佝偻了下去，那条肌肉萎缩了的腿跛得更明显了。
我随着父亲走到黄色安全线前站住，看父亲办完安检手续穿过电子通道，我冲父亲挥了挥手算是告别，父亲忽又踉跄地往回跑，似乎还要跟我说什么。
地勤人员在检查线边上把父亲拦下，他只好站下冲我瘪瘪着嘴，好像随时就要大哭起来。
我和父亲默不作声地相互看了很久，我看他没有结束的意思，只好又挥了挥手，转身先离开了。
坐在返城的机场大巴上，我终于让眼泪流了下来。
我一路哭着，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孤儿。
我搬回了空军大院。
那套宽敞阔大、有着极高净空的老房子，现在就一个人了。
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纯粹，也越来越孤独，和过去越来越远。
离开博雅后，我几乎没再回去过，以往熟人的消息也非常模糊。
听说鲁黄和附属医院一名护士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我想这是他该过的生活，平静而踏实。
孙朝晖和尚尧的官司一直没个了局，他后来去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算是特召入伍，授了大校衔。
一次，我偶然见到了尚尧。
那是开“两会”期间，一家时尚杂志差我去京西宾馆采访一位娱乐明星，不想在楼道里遇见了尚尧。
见面的一瞬间，尚尧和我都愣住了。
尚尧只用一秒钟就确定了是我，他张开双臂快步走过来，一把将我拥进怀里，完全不管身边过路的熟人或者陌生的人，领着我转身向他的房间走。
进到房间，我们再次拥抱在一起，扑到床上做了一直都没做的事。
然后我和尚尧告别，平静地离开，却忘记了采访任务。
在路上，我给梅丹冰的儿子壮壮买了一本新出的《米老鼠》。
梅丹冰在读博期间发现怀孕，申请了延期。
读完博士，梅丹冰又去瑞士做博士后，回来不久便被提拔为教研室副主任，进入博雅科研后备人才库，是同学中干得最好的。
梅丹冰已经在必胜客等候。
我要了一杯热巧克力和一份绿茶慕思，问梅丹冰是否带来了贺兰的标本。
梅丹冰指指旁边座位上一个用黄颜色绸布包着的包裹，我要过来打开看，那块脑肿瘤组织变成了灰暗生硬的颜色，沉在容器底部，而固定液还是清亮透明的，可见梅丹冰一直按时为它清换液体悉心照料着。
“姜健雄是个怎样的人？”我好奇地问。
“我也不知道，电话里听声音似乎挺老实”。
梅丹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