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一些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活动家组织了一个名叫“聚谈“的团体。这个组织起先完全是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但不久就成为自由主义活动家聚会的形式。“聚谈“没有明确的纲领，参加这一组织的条件是忠于地方自治原则并以实际活动为这一原则服务，因此，其中既有激进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也有希望从官僚化的扭曲中重建自由主义君主制的斯拉夫派自由主义者。“聚谈“通过编辑出版一系列有关农业、地方自治和外国宪法方面的著作，扩大了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所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
进入20世纪后，群众性的革命运动重新兴起。沙皇政府在加紧镇压措施的同时，在工业城市中大力推行“警察社会主义“，即由警察局的暗探组织和控制工人社团，宣扬经济主义，以引导工人运动脱离政治斗争而沿着于制度无害的方向发展。政府把自由主义视为比革命运动更为危险的力量，认为它将从内部瓦解专制制度，因而采取措施削弱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禁止它们议论政府的政策，取缔了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就已成立的自由经济学会，流放任何敢于提起宪法的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终于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1901 年6月，在非法举行的地方自治活动家代表会议上，有人高声叫道：“地方自治局的人们终于不得不讲话了，不然就永远不能讲了。“1902 年初，出现了一封由一些老地方自治人士写给各省地方自治活动家的公开信。这封信历数俄国、俄国人民及俄国自治制度的艰难处境，强烈谴责官僚政权的毫无理性和肆意横行，呼吁地方自治活动家采取坚决行动。这封公开信不仅是声讨专制主义的檄文，也是表达自由主义新纲领的宣言。信中指出：“我们的毫无作为和继续驯服……不仅等于是一种自杀行为。而且是对祖国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并声称：“我们是俄国的公民，况且又是‘上层’人物，我们必须保卫俄国人民的权利，对于力图镇压人民生活中的些微自由和主动精神的表现、力图把所有俄国人民变成驯服的奴隶的专制官僚必须给以应有的回击。我们是地方自治派，我们特别有责任保卫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使它不受官僚的任意欺侮和压迫，保卫地方自治机关进行独立活动、广泛满足各个人民阶层需要的权利。我们不能再像一个犯了过失的小学生那样缄默不言了。“公开信还就扩大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范围、实现公民平等权利、使出版享有更多自由以及修改税制和治安法律等问题提出了要求。它最后号召地方自治活动家做“勇敢而刚毅的人“，“团结一致地、公开地、断然地提出我们的正义要求“，迫使官僚政府让步。
沙皇政府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903 年11 月，多尔戈鲁科夫兄弟和沙霍夫斯科伊等人创建了“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这个非法政治组织的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宪制。而“解放同盟“的诞生则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
解放同盟的形成过程是从创办《解放》杂志开始的。大概是在1901年，一个由彼特隆凯维奇、维尔纳茨基、沙霍夫斯科伊等人组成的莫斯科自由主义小组产生了到国外去办报纸或刊物的想法。1902 年上半年，他们派人带着“被必须争取立宪的思想所激励的人“捐赠的10 万卢布到斯图加特，请流亡在那里的司徒卢威创办《解放》杂志。
1902年7月1 日出版了第一期《解放》杂志。杂志马上成为一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左翼活动家的中心。1903 年秋天，《解放》杂志在瑞士召开了一次撰稿人和资助人会议，标志着解放同盟的形成。1904年1 月，同盟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解放同盟是自由主义激进一翼的政治组织，但没有严密的机构。解放派深信，实行立宪制度是俄国唯一的出路，应该以全部力量向专制政权挑战并使它声誉扫地。《解放》杂志呼吁“立宪主义者不应放弃任何可能促使独立的机关与专制制度之间的冲突尖锐化和制造这种冲突的机会“，要把“所有力量、所有精力用在制造普遍的不满和抗议气氛上“。由于确认了争取立宪可以走任何道路的原则，解放同盟主张实行土地的普遍国有化，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进行辩护；它对工人运动的兴起感到高兴，愿意暂时放弃以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对抗；它与除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对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保持沉默乃至为之辩解。如此激进的纲领和策略在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作为自由主义的一翼，解放同盟已远离了19 世纪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在实际上不仅同民粹主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同社会民主主义结成了联盟。这种倾向在自由主义运动内部逐渐成为主流。
另一些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继续把和平改革的道路视为最健康、最可靠的争取立宪的道路。他们认为，地方自治机关就是未来立宪制度的基础，可以从这里演化出俄国人民的代表机构；这是一条很长的路，但在此过程中将培养出一批有经验的了解国家需要的治国人才，并最终代替原先政权的代表。以这种认识为基础，他们反对立即实行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