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九月下旬，我到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读书。爹娘随后从家里出发，坐汽车回山东老家。路经秦皇岛时发生车祸，爹当场身亡，娘就在现场。我能想出娘的悲伤和绝望，但她把悲伤和绝望都留给自己，坚决不让人通知我，仅仅通知了我丈夫。
朋友泄露消息给我时，已是事后十多天。难过之余，我最担心的还是娘。电话打到秦皇岛，丈夫说娘还好，很刚强，已经回家了。娘逼着大家吃饭，买了好几种常用药，给大家去火。他还强调，娘不告诉我，怕的就是耽误我学习，叫我千万不要回去。
我屈从了，但放心不下，想到娘就泪湿眼睛。
有一天我正在寝室看书，同学打开门说：“爱玲，看看谁来了。”
门口站着我的白发亲娘！
我奔过去抱住娘，娘也用力抱住了我，我们都没让自己流泪。
平静下来，娘说：“俺想通了，你爹去世了，俺得好好活，
俺还有六个孩子呢。俺整天难过，俺的孩子不是更难过吗？”
娘告诉我：“你爹去世后，俺的孩子都长大了，懂事了。你二哥平常最粗心，想拴他一会儿都拴不住。现在赶都赶不走，半夜出车回来，也要到俺的屋里坐一坐。”
娘一再叮嘱：“像看书一样，把这一页翻过去吧。翻过去就不要再翻过来，没用。安心学习，记住了吗？”
娘瘦多了，但我看得出，被不幸击倒的娘已经站起来。她需要支撑和倾诉，我们便在宿舍、在校园、在公园里唠。她的一个想法就是学认字和写字，记些有趣的旧事新事供我处理。
偶尔，有同学或朋友来房中海阔天空地侃，娘坐在一边静静地听。我有些于心不忍，人家走后，娘却很高兴：“俺就是喜欢听有文化的人说话，人家说的话就是有道理。”
我建议：“那就听一次课吧，大作家讲课更有意思。”
娘连忙摆手：“不行，人家讲课哪能随便听？”
征得学校同意，在我们的簇拥下，虚岁六十的娘走进作家班的课堂，坐到我前面，只留给我一头白发。
起初，她一定很紧张，把粗糙的左手张开罩在头发上。那头白发雪白雪白，很多人惊叹它的美丽和纯粹。坐在一群黑发人中间，她一定觉得自己的头发太惹人注意，与周围的黑发太不相称了，也许还有些自卑。
那次课是苏叔阳先生讲的《电影·文学·人生》。几分钟后，娘的手便落下来，一动不动，她的神情一定认真得像个小学生。
下课以后，我们都问她：“听懂了吗？”
“听懂一半儿吧，”娘说，“俺一个文盲，都跟作家一起上课了，这辈子总算没白活。”
回想起来，娘能够大器晚成，十七年前的北京之行已经显露端倪。她一下笔就没废话，直接讲那些有意思的故事，讲故事里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