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吸氧气，就坐在那里气喘吁吁，每吸一口气，我的喉咙都疼得要命，每呼出一口气简直就是疼上加疼。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强迫自己去享受帕桑点燃的普里默斯炉产生的热度。
帕桑直到暮色很深了才回来，他拿回了两个新氧气罐和更多的食物，把这些吃的放进了沸腾的锅中。整个北坳和我们下山经过的北部山脊大部分区域此时都已经被笼罩在越来越深的阴影中。只有一道道山脊的上半部分、北壁最上方的五分之一以及珠峰的真正顶峰依旧在落日灿烂光线的照耀下，闪烁着红色、橙色和白色的光辉。
峰顶上的雪形成了羽毛状的烟云，延伸向更远的东边，我从来没见过峰顶的雪飘这么远。那上面的风肯定猛烈得很，足以夺去所有生灵的性命，人根本不能在那里活下来。
我告诉我自己，他们肯定都在西南山脊上，或者是在南坳上，在雷吉的圆顶帐篷里，他们会把睡袋用拉链连在一起，两个人挤作一团。但我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这样的猜测。我想象着他们的尸体就在顶峰这一面的高处，抑或顶峰另一面的可怕雪脊上，被冻得僵硬，就像是马洛里和欧文的尸体一样。又或者他们的尸体悬挂在登山绳索上，就像梅耶和珀西瓦尔的尸体那样。只等着乌鸦找到他们的尸体。
在那一刻我知道，即便今天我能够活下来，能够活着从这座山上下来，即便有一天我会再次登山，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返回珠穆朗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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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坳和下面区域的连接处是一面1000英尺高的山壁和斜坡，我们的洞穴探险者专用梯子自然没有垂悬在最上面那100英尺的垂直冰壁上，之前我们砍断了梯子的支撑点，几个德国人和梯子一块掉了下去，不过德国人把两个新锚桩深深楔进了北坳边缘冰架上的雪中，把他们的八分之三英寸粗的晾衣绳登山索拴系在上面，借此取代了我们的梯子。
我和帕桑花时间又凿进了一个锚桩，把一个从四号营地带来的空背包装满雪，尽可能埋进最深处，并把上面的雪踩实。我把一个套结滑行装置和其中一个多余的德国登山扣安在另外两个锚桩边上，从而起到加固作用。
不过我们依旧不相信他们留下来的那该死的绳索。好在我们每个人都背了120英尺长的理查的奇迹绳来，那是从四号营地藏装备的裂缝里找到的。现在，我们在绳扣上打了八形结，从而把这些绳索和位于腰部的安全带上的绳子拴系在一起，然后我另外又打了摩擦力结，以便在借绳索下降的时候使用。让-克洛德那精巧的祝玛装置我们连一个都没有了。我意识到，在五号营地他停下来和我聊天的时候，我真应该找他要几个才对。
就这样，我们现在有了两条垂悬的绳索，我们对其中一条很有信心，所以我们可以同时借助绳索从那面山壁上下来。在借绳索下降前，我们做了最后一件事儿，即从那些防毒面具背包里找出了我们的威尔士矿工头灯，又从我们带来的那些小电池中一通摸索，终于找到了几块还能用的电池。
接下来由我走在第一位，我们拴系着保护绳索，快速向后退到了北坳边缘下面，离开珠峰，走向下面那道900英尺长的雪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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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着是不是要在过了三号营地才扎营过夜，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睡袋，不过我们都不希望停下来。即便我们以夜间行进的步速推进，用我们的小头灯照路，穿越冰川上的裂缝，我们应该也可以在黎明时分抵达大本营或更远的地方。
我们刚刚离开空荡荡的三号营地，帕桑就拴系一根30英尺的绳索，领头穿越冰川，这时候我一脚踩塌了覆盖在一道冰隙上的雪，掉了下去。
帕桑一听到我的叫喊声，立刻就采取了行动，和所有有过登山经验的专业登山者一样专业。他用力把冰镐深深凿进他脚边坚硬的雪中，牢牢支撑住他自己的身体作为保护，所以我只掉下去了大约15英尺就停住了。我一直把我的冰镐握在手里，这会儿我立刻把它揳进我上方对面的裂缝冰壁里，开凿出一个牢固的手抓点，同时我用腾出来的手打了普鲁士结，以便可以向上攀爬。
可接下来我犯了个错误，我居然用我的头灯灯光照亮，看了看那道裂缝的更深处。
就在我下方20英尺处，全是一张张蓝色的死人脸，足有好几十张脸孔，还有好几十张张开的大口和好几十双瞪得溜圆的眼睛。死人的手臂和蓝色的手从他们被冰雪覆盖的尸体处向上伸向我的靴子。
我大喊出来。
“怎么了，杰克？”帕桑喊，“你受伤了？”
“没事儿，我很好，”透过我肿胀的喉咙和受损的喉头，我尽可能用最大的声音呼哧呼哧喘着气。“快把我拉上去……快……”
“在我拉保护绳索的时候你不想借助普鲁士结向上爬了吗？”
“不了……赶紧把我拉上去……快点儿！”
帕桑依言行事，不去理会绳索在裂缝结着冰的边缘摩擦后散落下来的碎屑。他非常强壮。我把我的冰镐拔出来，在我被拉上去的时候劈凿出支撑点。我终于从冰隙里面出来了。
我爬到帕桑所站的位置，一边给他讲我看到的情形，一边急促地喘着气。帕桑一直都没有使用吸氧装置，把氧气罐都省下来给我使用。
“啊，”帕桑说，“我们摔倒的这个裂缝正好是西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丢弃我们三号营地夏尔巴人朋友尸体的万人冢。”
我开始发抖，根本停不下来。帕桑从他其中一个塞得满满的防毒面具背包里拿出一条毯子，披在我的肩膀上。
“你不想去……看看吗？”我问。
“有可能他们中有人还活着吗？”他问。黑暗中我们的头灯光束在对方的胸口上跳动。
我想了片刻，回想着我在下面见到的一堆堆蓝色的脸、冰冻的眼和冰冻的手与尸体。“没有。”我说。
“那我就不去看了，”帕桑医生说，“我相信我们距离正确的路只有几码远了。佩里先生，为了更好地避开冰隙，是不是换你来领头为好？”
“当然。”我说，然后我把我的氧气罩重新戴上，拴系好绳索，走到了前面。我们大部分的标记竹枝都已经不见了，不过西吉尔的那些德国人在原来那条穿越裂缝的安全路径上留下了清晰可见的脚印。我低下头，用头灯光束照向我前面的路，集中精神辨别路线，努力让自己暂时抛开一切杂念。我知道，如果我偏离了正确的路，让-克洛德就会回来纠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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