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龙柏苗，是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但也是异常艰辛的。
从1983年春龙柏苗种下起，两年多的时间，我一直住在外面，春夏秋冬，风餐露宿，提心吊胆，这也为我后来患“溶血性贫血”病埋下了祸根。
到1984年底的时候，我们估算了一下，如果把自留地里的龙柏苗全部卖掉，按大的一棵二三十元钱，小的一棵一元多钱，一共可以卖10万元。但后来没有全部卖光，留下了一批，价值3万元左右。我们盘算，这些价值3万元左右的龙柏苗，到年底又值6万～10万元。
在种植苗木的过程中，我与父亲总是意见一致、配合默契，是一对好搭档。
1983年，我们家决定种植龙柏苗的时候，家里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父亲与我的意见一致，认为种龙柏能够致富。在购买龙柏苗之前，我们把自留地认真地整理好，龙柏苗拉回来后，马上请几个帮工栽种下去，然后用篱笆墙围起来。全部打点好以后，看着满园的龙柏苗，既感觉到了希望，又感觉到了压力，毕竟是4000元钱的家当全部在这块自留地里。
在龙柏苗栽种的同时，我已经在自留地的一角把管理龙柏苗的草房建好。龙柏苗栽种完毕后，我就开始住在草房里管理这块地里的龙柏苗。我对这块自留地非常有感情，龙柏苗栽种下以后，每天都有活干，剪接一株就是一元多钱。当时我在万向工作，业余时间的全部精力都放到这块地里的龙柏苗上了。春天到来了，看着雨后冒出的新芽，让人感到一种无限的希望。
有一天我到一个同事家里去，看到他正在给龙柏苗整理丫枝。看到我来到他家里，便问我：龙柏苗好不好？我说：很好的。看到他给龙柏苗喷施营养液，我问道：你在给龙柏苗喷施什么营养液？他告诉我，他给龙柏苗喷施的营养液是葡萄糖。他还告诉我，栽种龙柏苗的土壤要施肥，外面也要喷施营养液。
回到家以后，我也照着那个同事的方法给龙柏苗喷施葡萄糖，精心呵护。我对农业是有一定研究的，什么样的土壤最好，什么样的苗木最好，我都能够一眼看出。
1983年，在是否种植龙柏苗的问题上，我与父亲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当时我们家只有不到2000元钱，为了能种植龙柏苗，父亲就去找别人借款，然后买回龙柏苗种在自留地上。这些工作完成以后，管理的工作就落到我的头上了。办企业以后，我说某件事情可以做，他就支持我，至于有多大风险，他是不管的。我与父亲就是这样一直搭档过来。这个过程回忆起来非常有意思，有人说“上阵父子兵”，上阵父子兵的感觉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体会出来的，父子要投缘，也要配合默契。
1981年，父亲在杭州古荡买了几百元钱的黄杨苗，当时没有几个农村家庭能够这样做，这是一种信心，也是一种眼光。
1984年底，看到即将丰收的龙柏苗，我对父亲说：我们家可以造新房子了。父亲说：好的。于是我们决定把大部分的龙柏苗卖掉。
父亲推销磷肥，认识了很多朋友。在我们家决定要把大部分龙柏苗卖掉的时候，他通过朋友关系，找到了一个能一次性把7万多元钱的龙柏苗全部买过去的大买主。七八万元的交易额，对当时当地的农民来说，是最大的一笔交易了。
卖龙柏苗的当天，我们家像嫁女儿一样，把龙柏苗打扮好。这批龙柏苗是通过船只装载运走的，当时从我们家门口到解放河的桥边，站满了看热闹的邻居。
1985年，在卖掉龙柏苗以后，我们家开始造房子，造房子的预算是10万元。在我们家5月份造房子的时候，已经传来龙柏苗市场行情不行的消息。我们家本来打算下半年把龙柏苗卖掉，龙柏苗卖掉以后又有钱了，但在龙柏苗市场价格大幅度下降以后，原来留下来的那片龙柏苗就不值钱了。父亲规划房子造3层，每层6间，因为原来的规划太大，龙柏苗的价格又大幅度下降，所以本来打算请人做的活，为了节省工钱，这时候也必须要自己家里的人亲自做，所以我们家造房子造得特别苦。几十吨的黄沙船装载运输来的黄沙，要一担担地挑回来；60吨的水泥运到以后，要一袋袋地搬回来，这些活我都是身体力行、干在前面的，并且很多时候是雨天，干活特别辛苦。
房子造好后，我的身体也垮掉了，家里还欠了2万多元的债。其实房子造好以后，有没有福气住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量入为出，没有这样的能力而造这样的房子，肯定有力不从心的地方。
由于前几年的风餐露宿和造房子的辛苦，寒气进入到我的体内，由于身体虚弱不能将寒气及时排出，我患上了血液病。
1986年，父亲工作的磷肥厂倒闭了，被万向节厂收购。父亲当时52岁，按照当时的收购协议，50岁以上的人全部退休。父亲被迫回到了家里。
我们家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之中。
造房子负债2万多元钱，我还需要钱看病。而当时父亲工作的磷肥厂倒闭以后，他每月只能领52元钱的退休金；我哥哥在学校里教书，一个月只有几十元钱；我嫂子在乡镇企业工作，一个月也只有几十元钱，家里就这点收入，欠下的2万多元钱债务如何来还清呢？所有的压力都压到了父亲的身上。
1986年开春以后，我就没有住院治疗了。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到党山、绍兴安昌看中医，半个月一次。这时候他已经52岁了，用自行车驮着20多岁的儿子去看病，前途的希望是渺茫的，生命的前景是微弱的。坐在自行车上，我发现，他的白发一天天多起来了。他用自行车带我去看病的地方，那里明明有亲戚，他也没有去。
我知道自己的病是长期性的，如何治疗，我也在苦思冥想，这样的慢性病，要么不到医生那里去看，如果要看，就要相信这位看病的医生，至少要看完一个疗程。一般我会看完两个月的疗程，如果两个月还没有疗效，才会换医生。我先后看了两个医生，一个在党山，另一个在安昌。就这样，父亲陪了我看病4个月的时间，结果还是没有效果。后来又到其他地方去看中医，抓了一些草药，一般都是父亲陪我去的。
到党山、安昌等地看病，一天一个来回，是非常累的，还不能表现出失望的情绪，这让人倍感煎熬。看病的医生对我讲，患了这样的病，如果维护好一点的话，可以活十年时间。这句话我不能对父亲讲，但我知道，我的病究竟怎么回事，他一定知道的。
在这个时候，父亲没有表现出沮丧的情绪，在陪我看病的路上，他总是盘算着办厂。他说我们家造的大房子，是可以办厂的。他希望能办一个服装厂。我知道，他讲这些，实际上就是一种期盼、一种希望，他在想办法使这个家摆脱困境。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希望之火在他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泯灭过。这是一种毅力，也是一个家长责任心的表现。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作为家长，他考虑的不是全家人抱头痛哭，而是如何寻找出路，盘算着如何走出困境。
1986年夏天，父亲从杭州回来以后，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对他讲，液体皂工艺简单，在大缸里搅搅就可以了，不需要特殊的设备，而且有市场。当时，国家的政策已经松动了，允许私人开店，也允许通过一些方式办个体企业了。
1986年8、9月份，父亲已经在考虑办液体皂厂了。当时我们家已经欠债2万多元，去哪里弄办液体皂厂的钱呢？1986年，磷肥厂倒闭的时候，还有一些磷肥没有卖出去，他花了几元钱把这些磷肥收回来，用锤子敲碎，然后放到我们家的空地上晒，晒好后用袋子装起来。秋播的时候，他把这些磷肥运到供销社，卖了一点钱，加上从亲戚、邻居家借来的钱，总共凑了大约2000元钱。
有了这2000元钱以后，父亲就开始考虑办营业执照了。为了办营业执照，在宁围乡工办主任家播种大麦的时候，他跟在乡工办主任的后面，向乡工办主任求情。经过父亲反复的努力，营业执照终于办下来了。这不是说乡工办主任思想不解放，而是当时办厂确实还存在着政策上的困难。当时个人只能开店，不能办厂。父亲不知道政策，乡工办主任就向他说明政策，并建议他以集体的名义办厂。怎样才能以集体的名义办厂呢？当时规定8个人以上才是集体，于是父亲找了几个邻居，在申请办厂的报告上把私章盖上，最终凑够了8个章，所以公司的第一个名字叫作“宁围宁新合作净洗剂厂”。这个做法是浙江的做法，最早可能在温州产生，后来得到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认可。
1986年10月，父亲决定办厂，并准备了简单的设备；11月，领到办厂的营业执照；12月，开始了液体皂的生产，并产生了会计凭证。
万事开头难。
说起来，准备生产液体皂时，购买原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生产液体皂的主要原料是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和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钠（AES）。当时做洗衣粉、液体皂，基本上都是由国企控制的，想买几十公斤的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和AES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父亲想了很多办法，找朋友、托关系，终于从杭州万里化工厂买到了一些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为了买到AES，父亲一趟趟地到五交化公司，希望人家能够卖给他几十公斤的AES，但AES是整桶装，每桶200公斤，而我们当时只有2000元钱，买不起整桶的原料，只能零星地买，所以每次他总是空手而归。有一次，他又到了五交化公司，正好一位老大爷有一个装AES的破桶，里面的原料基本漏完了，只剩下一点点，于是就把这点原料卖给了父亲。接着，父亲又想办法买到了生产液体皂的其他几种原料，最终凑齐了生产液体皂的所有原料。
1986年12月，在“星期日工程师”的指导下，我们开始了液体皂的生产。当时，除了生产液体皂以外，还在“星期日工程师”的指导下生产“105净洗剂”和“209净洗剂”。“105净洗剂”和“209净洗剂”原来是上海的一家助剂厂生产的产品，在“星期日工程师”的指导下，我们也开始了这种产品的生产。
我们接到的第一笔工厂订单生意是西兴的一家印染厂要求购买我们生产的“105净洗剂”和“209净洗剂”。我记得很清楚，当时“105净洗剂”卖了1吨，价格是每吨3600元；“209净洗剂”卖了2吨，价格是每吨1900元。
当时工商税务部门给我们的税费政策是缴纳8%的税费。当时一般的个体户是不做账的，因为我以前做过会计，所以我们的账务做得很清楚。一年下来，我们家不但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有了1万多元的盈余。这一年，我们厂也购置了一些设备，买了不少的桶桶罐罐。
1986年是我们家非同寻常的一年。既是从1985年的高峰跌到无力回天的低谷的时候，也是一个新计划酝酿的时候，命运给我们家安排了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磷肥厂不倒闭，父亲一定会在磷肥厂工作；如果我不生病，在万向的工作岗位也不会放弃。但祸不单行，我身体不好，父亲工作的磷肥厂又倒闭了，父子全部回到家里。穷则思变，眼前的困境迫使父亲走出一条新路来。
作为一个家长，父亲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去想办法，只知道哀愁，家庭就会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在这个时候，父亲没有多少安慰的语言，但对于家庭的设想、安排的思考，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当时我是一个重病在身的人，父亲的奔波，是家庭的希望，也是个人生命的希望。当他说可以办液体皂厂，并且设备、市场等都做到心中有数的时候，对我的信心鼓舞是巨大的。
在我生病期间，他从来不问我病怎么样，但他的所有计划，他都会详细地告诉我，尤其是种龙柏苗以后，我们已经是配合默契的好搭档了。
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这种影响往往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所以对小孩的教育要言传身教。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没有听到父亲对我的表扬，他对儿子的要求非常高，对儿子取得的成绩只埋在心里，从不挂在嘴上。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只表扬过我一次。那时我还没有读书，他在自留地里干活，我和妹妹在一起玩耍，我故意拍打妹妹的头皮，边拍打边数数，1，2，3……父亲看到以后，表扬我说：你聪明了，会数数了。
子女对父母所做的事情，有极强的模仿能力，所以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子女，父母是第一个老师。父亲如何为人处事，我们都会模仿。他说：“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爬不上，你们兄妹几个一定要把书读好，我就是拉板车也要把你们供出来。”这是他的决心。我哥哥读到中专，我读到高中，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我哥哥读中专，如果没有父亲的努力，中专是读不成的。当时公社分配了两个到湘湖师范学校读书名额，因为父亲是公社里的优秀分子，就把一个名额分到我哥哥的头上，于是我哥哥被推荐进入湘湖师范学校读书。
我是在1978年参加高考的。那时刚刚恢复高考第二年，由于我文化课基础薄弱，第一次高考落榜。我读初中的时候，成绩还是蛮好的。那时很多人都想读高中，所以宁新村就自己办了一所高中，我们班是宁新村的第一个高中班，也是最后一个高中班，当时是两个老师教一个班。在村办高中里读书，教学质量是无法保证的，离高考还有一个学期，我和班里成绩比较好的几个同学被插到宁围中学里上课，但由于基础比较差，几乎听不懂老师讲的课，高考自然就落榜了。
高考落榜以后，我被父亲送到长山中学复读。那时候家里非常困难，“一批双打”运动使得我们家陷入了典卖家当的困境。但在这种时候，他还在想办法让儿子复读考大学。1979年高考，我们长山中学复读班的学生基本上都考上了，落榜的只有几个，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本来我的成绩不是最差的，在复读班里居于中等水平，但由于报考志愿没有填好，结果导致落榜。
因为再次落榜，我心里非常难受。我想，有些人的要求高，考大学考不上还情有可原，我的要求低，只要能考上初中中专就可以了，结果还是落榜，真是“心穷命苦”。
虽然再一次高考落榜，但我还是心有不甘，我对父亲说，我还要读书。父亲让我边当代课老师边准备下一次的高考。那时能当代课老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为了让我当上代课老师，父亲足足想了一个夏天的办法，终于在河庄公社建设大队建设中学给我谋了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
1980年5月，万向节厂招工，因对考上大学没有把握，我便参加了万向节厂的招工考试。当时参加招工考试的有600多个高中生，49人榜上有名，其中就有我。
1986年是我们家脱胎换骨的一年。这一年过去以后，传化事业就翻开了新的一页。
1986年12月，我们在“星期日工程师”的指导下，生产出第一缸液体皂。由于当时处于短缺经济时代，我们生产的液体皂非常畅销，几个月下来，市场就打开了，但“星期日工程师”每个星期只能来一次，生产的产品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2000元买一勺盐”的事情发生后，我开始认真地看化工类的书籍，我们也开始建起了自己的实验室。后来我开发出“901特效去油灵”，与“2000元买一勺盐”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2000元买一勺盐”以后，我们厂出了很多产品。液体皂和“105净洗剂”“209净洗剂”之前是“星期日工程师”的配方，后来许多配方就由我自己来做了。
随着全国各地大量生产洗涤剂的个体小企业的兴起，生产液体皂和净洗剂的原料变得紧张起来，磺酸经常买不到，一般只有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可以买到。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是磺酸与碱反应的产物，是做液体皂的半成品。为了弄到原料，父亲多方打听，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有一次，他从山东济宁一家化工厂里买回了一车磺酸，我们都非常开心。磺酸是个好东西，一方面可以做液体皂，同时还可以做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1987年，我们厂做到了33万元的产值，1988年就做到了140万元的产值，增长速度非常快。当时的产品主要有液体皂、十二烷基苯磺酸钠、“105净洗剂”“209净洗剂”等。
液体皂做好后，销售的任务主要由父亲来完成。开始时他把装液体皂的桶用绳子绑到自行车上，然后走村串巷地兜售。他一次出门一般带6桶，每桶10公斤，往往半天时间就可以卖完，这样一天他可以卖12桶，共120公斤。元，元，这样每桶就可以赚7元钱，一天卖12桶，就可以赚84元钱。对于当时上班的人来说，一个月只有几十元钱的工资，而我们家一天就可以赚80多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天就能够赚这么多钱，父亲非常高兴，我也看到了生命的曙光。随着液体皂产量的增加，仅仅靠他用自行车带出去卖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建议请人帮忙卖，父亲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当时一桶液体皂14元钱，别人带出去可以卖15元钱，多出来的1元钱就归卖液体皂的人所有。以一个人一天卖6桶计算，一天可以赚6元钱，当时一个人一天工作能赚5元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这是传化出来的第一个制度。当时帮我们家卖液体皂的主要是亲戚、邻居。
随着生产的扩大，需要越来越多的塑料桶来盛装液体皂，如果全部买新塑料桶盛装液体皂，成本就会增加很多，于是我们又出台了回收塑料桶的政策。当时东南化工厂有很多塑料桶是一次性卖出的，不回收，我们就回收，5角钱一个，这样就大大节约了成本开支。
推销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的办法是通过写信、打电话的方式寻找买家。有一段时间，制作液体皂的原料非常紧张，但做液体皂的半成品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可以在五交化公司买到。既然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可以在五交化公司买到，说明五交化公司经销十二烷基苯磺酸钠。于是我们便给全国各地的五交化公司写信、打电话，寻找可以购买我们产品的五交化公司。
功夫不负有心人，成都、重庆的五交化公司回信，表示愿意购买我们的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并且量很大，10吨、20吨地购买，在没有面谈的情况下，我们把货发了过去，他们的货款也汇了过来，多的时候我们一次就发了30吨的货。当时我们厂的生意非常红火，每个月的销售额都超过10万元，而当时月销售额达到10多万元的企业是很少的。所以在1988年实现产值140万元以后，我们提出了1989年要实现产值300万元的目标。
1987年，宁围宁新合作净洗剂厂被评为宁围乡先进集体。
1988年6月，“宁围宁新合作净洗剂厂”更名为“萧山市化学助剂厂”。
1988年底，萧山市化学助剂厂被宁围乡评为先进集体，父亲也被评为劳动模范。
1987年以前，宁新村村民用的自来水都要到万向节厂去拉，我们生产液体皂需要用的自来水也要到万向节厂去买，时间长了，给万向节厂的管理带来很大的不便，我们也觉得不好意思，同时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父亲便想到在我们家房子旁边挖一口井，用井水代替自来水，这样我们家便自己动手，在自家房子的后面挖了一口井。随着液体皂产量的增加，用水量逐渐增大，井水量也渐渐地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在这个的时候，村里为解决用水问题，打算自己安装自来水。村里派人到我们家，希望我们厂能够出2万元钱，资助村里安装自来水。村里安装自来水，一方面可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我们厂生产液体皂的用水问题，所以虽然当时2万元钱对我们企业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但我们还是马上决定拿出2万元钱资助村里安装自来水。我们拿出了2万元钱以后，村里很快就筹集了10万元钱，自来水也很快安装好了。当时我们拿出2万元钱帮村里安装自来水的事情一时被传为佳话，私营企业的形象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
1989年，萧山在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提出了“永久性基本水利建设”，或者叫作“三面光渠道建设”，就是用石头砌好河渠的堤岸。宁新村有600米的堤岸建设任务，为了搞好这600米堤岸建设任务，我们厂出资7万元，帮助整修渠道。
1989年，液体皂的销售量明显减少，纺织印染厂的业务量陡然下降，销往重庆、成都的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的订单也中止了。我们原计划完成300万元产值的目标落空了，实际只完成了200万元产值。
由于受环境和形势的影响，社会上传言很多，对于是否应该继续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也在争论之中，这让我们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把所有的应收款收回，该清理的账目清理好以后，打算关门歇业。
但对于父亲来讲，好不容易打开的局面，如果就此罢手，他是不甘心的，他希望能够把企业继续办下去。然而眼前的形势，让他想起了“文革”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情景，让他想起了在“一批双打”运动中，他被关了62天的遭遇。
父亲与我讨论眼前的形势，预测政策会不会走回头路，但他很快就决定继续干下去。他认为只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企业就可以继续办下去。
这时候，有人对他说：老徐，钱已经赚到手了，见好就收吧！
面对种种议论和传言，父亲的信心没有被动摇，他甚至想到，人总是要死的，如果真的因为办企业被枪毙，即使被枪毙也值得。他就是以这样的气魄和胆识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我也为父亲的事业心深深感动。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私营企业不能评先进集体，私营企业主不能评劳动模范的传言，眼看到了1989年底，我决定到乡政府里了解一下情况，打听是不是这么回事，结果果然如传言所言。
我想如果不能评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对父亲继续办厂的信心一定是个很大的打击，怎么办呢？我决定找乡里的领导理论。我对乡里的领导说：“1988年，我们厂对国家的贡献是2万多元的税金，1989年缴纳的税金更多，同时还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为什么不能评先进呢？”“上面有政策，规定个体私营企业不能评先进。”乡里的领导解释并建议道：“要不然你们企业改成集体企业算了。”我不能接受，我们的企业遵纪守法、照章纳税，并且热心公益事业，就因为我们不是集体企业。就不能评先进吗？
乡里的书记、乡长等领导听完我的话以后，都表示很理解，也很支持我。最终，宁围乡党委、政府冒着风险，给我们的企业评上了先进集体，父亲也被评为劳动模范，戴上了光荣的大红花。
这件事对传化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父亲拿到奖状、戴上光荣的大红花以后，更加坚定了他继续干下去的信心。一朵大红花和一张奖状，不仅是对我们办企业为国家做出贡献的肯定，更是一种无形的支持。争取评上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对父亲来讲，既是他对事业执着的表现，也是为了争取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三）
父亲是传化事业的开创者，更是传化事业发展的推动者。
传化企业创建以后，最初我们的产品有三类：液体皂、净洗剂、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1988年底，我们厂开始了洗衣粉的生产。
1989年，我们厂在杭州首次设立办事处，产品销到了上海。至此，我们已经打开了成都、重庆、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市场，产品在这些地区的市场上销售。
1990年，我们的企业继续快速发展。1990年5月，我发明了“901特效去油灵”，使我们的企业有了拳头产品。由于企业有了拳头产品，1990年，企业实现产值500万元，1991年，企业实现产值1000万元，这让我们体会到企业有拳头产品的重要性，让我们更加理解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也让父亲更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92年，正在我们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时候，传来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重大喜讯，听到这个喜讯，父亲更是喜出望外。凭着敏锐的直觉，他感觉到我们的企业将会有更大的作为，他对我说，我们的企业将会迎来第二个发展的春天。
基于更大发展的愿望，父亲敦促我，让我们的企业跨过原来的乡间小路，扩大厂区面积，向南边发展。
1992年以前，我们已经4次扩大厂区面积。最早的厂房在自己的家里，接着父亲花4000元钱买下生产队的房子做厂房，紧接着又租用了我们家房子后面的1亩多土地，最后又租用了我们家房子东面的2亩多土地。这样，企业的厂区面积，包括我们家在内，已经有近6亩的地方。尽管那时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开，父亲还是以租借的形式扩大了厂区的面积。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父亲对我讲，要做好继续发展的准备，他的眼光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原来那近6亩的土地上了。
父亲决定征用更多的土地，用来建设新厂房。我说：“私营企业征用土地肯定是征不来的，以前都是租借土地，我们还是继续租借土地好了。”父亲对我说：“你弄不灵清的，我们要征地扩大厂区面积，建更多的厂房，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企业开始向南边发展。原打算征用土地10多亩，但父亲认为，既然已经开始征地，干脆就让这块地与104国道相接，把厂区的大门开到104国道的路口上去。父亲提出这样大胆的设想，对于过去只有5亩多土地使用面积的小作坊来说，一下子要征用50多亩土地，而且与104国道相接，确实是一个大手笔，也让我更加佩服父亲的胆魄。
发展经济是政府提倡的，但当时也怕我们的步子太快，父亲认为可以先征好土地，然后一步一步上。在父亲的努力下，我们一下子征用了50多亩土地，厂区的大门也由开在原来的乡间小路上而一举开到了国道旁。1993年以后，传化事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这极大地振奋了全体传化人的士气。
从1992年到2000年，在这段时间里，我的身体慢慢好起来，病也渐渐痊愈了，在父亲的带领下，传化由一个家庭作坊式企业蜕变为一个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由一个家族式企业逐渐向社会化企业蜕变。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他非常开明、开放，传化能够健康发展，可以说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父亲非常重视营销工作。在乡镇企业工作的时候，父亲曾经获得过“办厂能人”的荣誉称号，他非常善于做营销工作，传化早期的营销队伍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他非常尊重客户，把客户当上帝，提出“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满足客户需要”的观点。
父亲也非常重视科技和人才引进工作。长期奔忙于市场第一线，使父亲更了解客户的需要，更加知道客户需要的是优质产品。但如何才能生产出优质产品呢？父亲知道需要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外出在饭店里吃饭，花10元钱他都会心疼，但他愿意花数十万、上百万元引进先进设备，购买先进技术。对于人才的引进，父亲也是不惜代价的，他从来没有讲过引进人才的工资是高还是低的问题，高薪聘请科技人才成为他谋求企业发展的第一手段。1992年，传化开始从社会上引进大学毕业生，1995年，传化开始大批引进应届大学毕业生。
当传化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父亲开始重视企业管理，打破家族化，实现用人社会化，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现代管理体系。
当传化发展到一定规模，员工越来越多时，父亲开始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从1996年起，传化的企业文化建设就提上了日程，每年年底举行大型活动的时候，父亲都会亲自组织。传化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是与父亲的努力和积极参与分不开的。
父亲非常重视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他把多纳税看作自己的一项荣誉。我们刚刚办企业的时候，国家对于个体、私营企业的税务工作还不完善，部分企业就想办法偷税漏税，父亲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与其动脑子想办法偷税漏税，不如动脑子思考如何把企业办得更好。他的这种观念很淳朴，反映了早期一个私营企业主的健康心态，也一直指引着传化事业的不断发展，让传化成为一个经得起考验的、阳光型的健康企业。
父亲对事业非常执着。他认为，只要能够使传化事业得到发展的事情，就是好事情。他经常说起邓小平同志讲过的话，“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他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打心眼里拥护，对邓小平同志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我的记忆中，他只哭过两次，一次是我奶奶去世时，他把自己关到屋子里，好好哭了一场，另一次就是邓小平同志逝世的时候。1997年2月20日，这是一个令父亲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后，他便来到公司上班，当他听到了邓小平同志逝世的消息时，先是一阵错愕，继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对于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从内心里感激，他对邓小平同志的热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他在七十多岁，应该颐养天年的时候，还是闲不下来，每年率领传化艺术团演出200多场，宣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父亲对发展非常执着。传化与高等院校、跨国公司合作，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传化产品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同样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他要求引进人才；要求建立营销大军、科研大军、管理大军；要求扩大厂区，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要求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他提倡企业文化建设，支持在企业里建立党群组织，为企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这些都为传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传化是由家族式企业蜕变而来的，在由家族式企业向社会化企业蜕变的过程中，父亲坚决主张打破家族化，实现用人社会化。在这个过程中，传化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了“唯贤不避亲”的观点，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较好地处理了亲戚朋友与社会人才之间的关系。
在办企业的过程中，虽然也有部分亲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很多时候是亲戚在“坏事”，有时候制度对亲戚没有约束作用，年年有亲戚出问题，不是经济上的就是事业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时，父亲发现引进社会人才后，各方面都很规范，于是父亲坚决要求打破家族化，实现用人社会化。一方面，亲戚中素质好、能力强的，继续使用；另一方面，大力引进社会人才，保持企业的活力。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父亲处理得非常恰当，一方面避免了企业完全家族化，另一方面又不搞一刀切，把亲戚全部赶走。父亲虽然受传统思想影响非常大，但他也非常愿意接受现代思想观念。今天，传化如此有朝气，打破家族化，实现用人社会化是功不可没的。
1993年后，传化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1993年，决定向南发展；1995年，新厂区建设完成；1996年，开始集团总部和日化公司的征地及规划工作，完成征地任务近200亩，1997年，开始进行投资建设；1998年，传化科技园开始了征地规划工作，共征用土地340亩；1999年，传化开始考虑“十五”计划。在“十五”计划中，我们提出了精细化工和日用化工两大产业攀升发展的思路及规划，同时也开始了对投资物流和农业的思考，准备进入这两个全新的产业。投资物流与农业，大家普遍感到压力很大，唯有父亲认为是个好机遇。他鼓励我们要相信传化的能力，不要害怕，传化一定能够做好物流、农业两大产业，这体现了父亲在事业上“开拓进取，永不满足”的精神。在父亲的鼓励与支持下，我们大胆地投入农业、物流产业，拉开了传化“十五”期间大发展的序幕。
父亲对于发展是非常执着的，他认准的东西，八匹大马也拉不回来，但他也是非常通情达理的，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他多年来一直与纺织印染厂打交道，难免有人对他不那么礼貌，所以他就想办纺织印染厂，尝尝“当上帝”的味道。他曾经对我们讲过，不办好纺织印染厂，死不瞑目。我知道，如果就事论事对父亲讲不能办纺织印染厂，肯定说服不了他，但我们业务的指导思想是为客户服务，客户是我们的上帝。于是，我对父亲说：“纺织印染厂是我们的客户，我们不能与客户抢饭吃。”当我以这样的思路与父亲交流时，他的理智战胜了情感，最终被说服了。
父亲为人亲切、和蔼，从不重言重语地批评人，但在是非面前，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在传化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纷争，尤其是在能否继续发展，是否应该走向社会化的问题上，他立场鲜明，坚决要求传化要“开拓进取，永不满足”，他坚决主张打破家族化，实现用人社会化。传化能够成为一个阳光型的企业，成为一个有追求、有抱负的企业，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成为一个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员工都感到温暖的企业，是父亲长期努力的结果，是他的思想在企业中得到贯彻的具体体现。
父亲非常善于培养人，为了传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他兢兢业业、夙兴夜寐。有人讲如何顺利实现交接班，在我们的企业里，由于传化一班人是父亲带领着一路走过来的，我们家庭成员的分工也是自然形成的，所以传化的交接班是非常自然的。创业初期，父亲里外打理，我只不过帮他理财算账；1993年以后，传化进入了大发展阶段，父亲依然奔忙于市场第一线，但对于企业的诸多要素，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要求和打算，通过社会化、组织化、专业化来体现和达到他的要求，并且有意把年轻人推向前台。2000年前后，传化事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曲折，一方面要发展化工产业，另一方面农业、物流两大产业刚刚起步，这时他已经年近七旬，本来可以安心休息了，但对于传化事业的发展，他还是放心不下。2000年以后，在传化打破家族化、实现用人社会化有了重大突破，建立了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化工、农业、物流三大事业得到健康发展之后，他才开始真正放下心来。
今天，虽然父亲依旧非常关心企业的发展，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上了。他要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与传化的创业史带给更多的观众。
父亲的人生道路是坎坷崎岖的，一路走来，非常不易。他从兵荒马乱的岁月中走来，经历了新中国的诞生、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年代。父亲经历了童年的艰苦岁月、围垦治江的辛勤劳作、进城拉车的酸甜苦辣、政治运动的磨难打击、改革开放后的大展宏图，他的人生就像一本书、一首歌、一卷画，丰富多彩、跌宕起伏。
在人生的旅途上，父亲已经走过了85个春秋，我为父亲走过的85个春秋感到骄傲。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中的一员，从父亲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人生智慧，体会到更多的人生真谛。我知道接下来传化事业继续发展的担子落在了我的身上，在父亲开创的事业道路上，下一步如何走，能走多远，道路有多宽，以社会责任感为理念的传化定将不辜负创业者的希望、社会的希望、党和政府的希望，相信传化能够走好，并不断发扬光大，这是党和政府的要求、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更是对父亲希望的回报。
父亲是传化事业的开创者，有开放的意识、敢喝“头口水”的精神、吃苦耐劳的品质、包容失败的胸怀。他的精神将成为全体传化人的一笔共同财富，永远激励着全体传化人不断前进；他开创的事业也将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激励着勤劳、智慧的人们不断开拓、进取。我相信，“做有社会责任感的传化”，将在父亲精神的指引下，进一步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载体。
徐冠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