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中岛敦的殖民地体验及其文学——代结语1942年3月4日，中岛敦与在南洋结识的朋友土方久功一道乘坐“塞班丸”离开帕劳前往东京出公差，17日到达横滨。在写给父亲中岛田人的信中，中岛敦透露了对于南洋生活的失望之情：
事实上，在令人十分厌倦的官吏生活（形同嚼蜡、毫无意义的生活在我还是第一次）中，唯一的放松就是出差旅行了。现在，我稍微精神些了。可一想到出差回来之后的事，我就很郁闷。希望能通过这次出差，让自己对衙门生活唤起新的热情。但是从岛民的素质和官厅对他们的政策来看，事情毋宁说正好相反。但是，最近我不去想将来的事情。因为在这样的世道，微不足道的个人的理想等，随时都有可能被更为巨大的世界的变故摧毁。
他还对父亲说：“如果我的身体无论如何都不能适应南洋的水土和现在的职务的话，我会立即辞职回去。”由此不难看出，去南洋工作并非是他的初衷，而且他时刻都惦念着要离开。所以，在这次从帕劳返回东京的船上，估计中岛敦已经打定主意不再返回“南洋厅”了。就在该年7月，中岛敦向“南洋厅”提出辞职，9月初得到“南洋厅”的辞职批复。
从“南洋厅”辞职后的中岛敦决心做一个专职作家。成为专职作家之后，中岛敦先后出版了第一部创作集《光风梦》、第二部创作集《南岛谭》（含《悟净出世》）、《名人传》等，去世后第二年出版了《弟子》和《李陵》。其中，《南岛谭》取材于中岛敦在南洋的见闻，在南洋时期基本成型。在《悟净出世》与《悟净叹异》的末尾处都标记着“《我的?西游记?》之中（卷）”，表明两者是姊妹篇，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岛敦当初的雄心，他想把《西游记》“写成我的浮士德”，并打算写成上、中、下三卷巨著。在1941年6月，在他去南洋之前留给深田久弥的信中也同样提及他在创作《我的西游记》一事。由此可以推断，《悟净出世》应该是在中岛敦去南洋之前就已经开始构思、写作了。
综上所述，中岛敦从南洋回到日本之后创作的作品有《名人传》《弟子》《李陵》。这三部作品都是足以传世的杰作，尤其是《李陵》，一直被誉为中岛敦文学的最高峰。这三部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取材于中国的古典文学。《李陵》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史记》《汉书》；《弟子》的材料则来自《论语》《史记》《孔子家语》《春秋左氏传》；《名人传》则主要是依据《列子》创作而成。取材中国古典文献，这在中岛敦已不是第一次。此前的《古俗》（《盈虚》《牛人》）、《山月记》已开其先河。甚至可以推测，中岛敦从南洋回到日本“内地”并决心做专业作家之后，他一定是对自己将来的文学方向做了一个全面的规划。回归中国古典题材或许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如果说中国古典只是这些作品的载体，那么贯穿这些作品的思想是什么呢？依然是中岛敦文学中一以贯之的对于自我及存在的拷问，带有较浓厚的虚无主义的色彩。日本学者西原大辅认为，中岛敦晚年的《弟子》和《李陵》这两部作品都是在中岛敦从南洋回来之后不久创作的，“色彩鲜明地打上了作者在密克罗尼西亚及朝鲜的殖民地体验烙印”。西原大辅还结合中岛敦在南洋时期的书简以及早年以在朝鲜生活为题材的习作，较为详细地考证了《弟子》《李陵》与中岛敦的殖民地经历的关系。但是，在西原的研究中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这些作品中都存在着一个将某种绝对价值相对化的视角。而这一相对化的视角的获得，确实是与中岛敦在殖民地空间的体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中岛敦曾在朝鲜、“关东州”及南洋生活过。在这些被殖民统治的地方，隐藏着二元对立的结构，诸如文明与落后、繁荣与贫穷、压迫与被压迫……这些地方之于中岛敦，就是一个类似于异空间般的存在，在两个空间中来往穿行的中岛敦在越界的行为中，找到了分割两个世界的边界线，也正是这条边界线的存在让他获取了二分法看待事物的立场和相对化的视域。
《李陵》其实就是以作为边缘的匈奴为视角，来将位于中心的汉帝国所代表的汉文化的绝对性相对化的作品。对匈奴的风土、文化，李陵表示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