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左右的中岛敦是苦恼的。1933年4月，从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毕业后，中岛敦到横滨高等女子学校做了一名国语和英语教员。一头扎下来不觉间就过了6个年头，过于平凡琐碎的生活，似乎将这个自幼立志要当作家的知识精英的远大理想消磨殆尽。在现实生活中，他又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东京世田谷的家中还住着前一年从大连退休回家的老父亲和妹妹，再加上日益加剧的哮喘疾病和捉襟见肘的经济情况，不难想象中岛敦的苦恼该有多么深重。当然，除了这些世俗的烦恼之外，长年困扰他的所谓的“存在的不确定性”这一形而上的精神痛苦也还依然存在。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且立志要当作家的中岛敦，从大学时期以来似乎已远离文坛，事业丝毫没有起色，作为一介无名的女子中学教员默默度日，其内心的焦躁不难想象。《山月记》中李徵对友人泣血般的述怀，完全就是那一时期中岛敦本人的心声。从他留下来的这一时期的日记和创作断片来看，他渴望打破眼前的这种无力现象，冲破他在《狼疾记》《变色龙日记》和《北方行》中多次形象化的过剩的“自我意识”，扑灭自我怀疑的魅影。要想打破这层瓦解了自我的“黏膜”，他需要一种走出迷蒙的强大力量。用中岛敦的表述来说，这就是一种飞蛾扑火般的“行动主义”。这也是他在《北方行》和《弟子》中反复书写的主题。
所以，有评论者认为，中岛敦试图要从斯蒂文森那种激进的生活方式中，获取自我救赎的力量：“斯蒂文森把自己的性命押在了写作上。中岛敦要像斯蒂文森一样，通过写作这一行为将自己从虚无的颓废中拯救出来。如是说来，《光风梦》是一部宣告从‘怀疑’转向‘行动’的作品。也正是在这部作品中，中岛敦解决了方法论上的问题。”
这样的解读方式固然是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是，笔者则认为如此见解不过是落入俗套的陈词滥调。想要回答中岛敦为何一定要以斯蒂文森为其作品的主人公这一问题就离不开了解《光风梦》的主题思想。小森阳一认为：
众所周知，斯蒂文森是讽刺了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的世界战略的海洋冒险小说《金银岛》的作者，同时也还是将近代人的人格分裂主题化的《化身博士》的作者。像他这样一位作家，很关注受到白种人殖民统治的萨摩亚人究竟过着怎么样的生活。中岛敦俨然是在为自己的帕劳之行作预备演习一样，在出发之前写下了这么一部小说。在这部书中，他从正面拷问了何谓殖民地这一问题。
小森的见解可谓是一语中的，显然，《光风梦》是一部关于帝国主义殖民批判的作品。在《光风梦》的第五章中，作者引用了J．B．斯蒂亚的《萨摩亚地方志》以及《萨摩亚史注脚——长达八年的萨摩亚纷争》和斯蒂文森写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信件等内容，对斯蒂文森到达阿皮亚前后的萨摩亚的政治生态作了如下的概括：1881年，大酋长拉乌贝伯即位，塔玛瑟瑟就任副王。按照规定，副王应该是由塔玛瑟瑟和另外一个实权派人物穆塔法两人轮流任职。但是，这一规定遭到了来自德国、英国、法国的强烈干涉。国王拉乌贝伯尤其不堪忍受来自德国的重压，打算依靠英国来作靠山，但没能成功。在由德国人发起的宫廷政变中，塔玛瑟瑟就任国王，拉乌贝伯被逮捕，被塞进德**舰中，流放到了遥远的地方。这是发生在斯蒂文森来萨摩亚前3年的事情。从那之后，在萨摩亚，对于新王塔玛瑟瑟的反抗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888年秋天，穆塔法率领叛军，攻破了塔玛瑟瑟的部队和德国的陆战队。愤怒的德国领事打算采用更为强硬的手段，但是，又遭到了英美两国的反对。一时间，萨摩亚的局势处在了一触即发的紧急状态之中。
但是，1889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热带风暴袭击了萨摩亚，穆塔法被迫宣布停战，事态平息了下来。就在这一年，美、英、德三国在柏林签署了协定，决定由三国共同成立一个政务委员会来辅佐萨摩亚国王。一度消失了的前国王拉乌贝伯回国，当上了傀儡政府的国王，而深受民众爱戴的穆塔法，由于德国的反对而无缘王位。原本拉乌贝伯和穆塔法两人过从甚密，但是，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而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斯蒂文森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来到萨摩亚的。征诸《维利马信札》和《光风梦》的内容就能知道，无论是斯蒂文森还是中岛敦都很同情穆塔法，对这个在抗争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失败了的人物给予了厚爱。从中岛敦如此的价值取向中，其实并不难看出他对于时局的影射。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在中岛敦关于萨摩亚纷争这一历史叙述的背后，有着他对于即将来临的战争的愚昧和悲惨的预见，如果说在这里面蕴含了他的批判意识的话，那就找到了他为何要在那段时间创作出《光风梦》这一问题的答案了”。
在小说《光风梦》中，中岛敦通过斯蒂文森的口对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有十分辛辣的批判：
从一到达这个岛屿开始，斯蒂文森就对白人们对待这里的原住民的态度感到十分生气。他们这些白种人——从政务长官到在各个岛屿上穿梭的生意人——全都是为了捞钱才来的，他们的到来对萨摩亚来说就是灾难。这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美国都一样。他们当中并没有谁（除了极个别的牧师之外）是因为真心地爱这个岛屿，爱这个岛上的人才留下来的。斯蒂文森先是觉得很震惊，继而又感到十分愤怒。从殖民地的常识来看，若说是震惊也许还有些不可思议。他发了疯似地给遥远的伦敦泰晤士寄稿，告诉人们这个岛屿的现状。他揭露白种人的专横、傲慢、无耻，披露土人的惨状，等等。可是，他的这些公开信不过是遭到了人们的冷笑而已。
中岛敦还通过斯蒂文森的口痛斥了白种人恃强凌弱、奴役土人的罪行：“土人被强制从事苛酷的劳动，被白种人监工鞭打的黑色人、褐色人发出的惨叫每天都听得到。逃亡者接连出现，但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被逮捕或被杀死。关于很久以前就已销声匿迹的食人习俗的谣传又在这个岛上蔓延开来，说是外来的皮肤黝黑的人把岛民的孩子弄走吃掉。萨摩亚人的皮肤呈浅黑或褐色，所以那些非洲黑人便被视为恐怖的存在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光风梦》中，有两条平行发展的主线。除了前述的贯穿其中的对于殖民主义的批判这个主题之外，还内含着一个与之平行的副题，那就是作为愈疗象征的南洋。这样的主题和副题的并置显得并不冲突，相反，斯蒂文森将南洋作为愈疗之地的乌托邦式幻想，衬托出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粗暴、杂乱。毫无疑问，中岛敦是在透过斯蒂文森来阐述自己的批判意识。甚至可以说，对中岛敦而言，斯蒂文森的存在不过是一个唤起其内心诉求的装置而已。总之，批判与愈疗，从表面上看，前者意味着主动、激进，后者代表着消极、逃遁，两者似乎是相悖立场。但是，两者在对于现实的抵抗这一点上却是同质的。
如本文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详细论述的那样，中岛敦一直饱受着“存在根据的不确定性”这一形而上学性的痛苦。他从斯蒂文森那里得到的启发之一就是将南洋作为愈疗内心伤痕的乌托邦，借此走出形而上学的迷蒙。同样有过在南岛生活经历的作家岛尾敏雄认为：“中岛敦对于南岛寄予了关心这一事情，我不认为是出于他一时的意气用事。他到小笠原诸岛去旅行，还创作了以斯蒂文森在南洋岛屿上的生活为主题的《光风梦》，最终奔赴位于帕劳的‘南洋厅’就职，这些诸多的事实，从根本上说一定是出于相同的理由。大致说来，他一定思考过要在‘南方的天堂’里来疗治被他自己称作是‘狼疾’的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冈谷公二梳理了近代以降奔赴南方寻找再生机会的西方知识分子的谱系。在这个谱系中包括了兰波、高更、斯蒂文森、D．H．劳伦斯、阿尔特、莱利斯、劳伦斯·达列尔等人。冈谷认为，对这些人而言，南方不单是一个地理空间位置。“所谓的南方是指近代西欧丧失掉的所有的东西，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本能没有遭到压抑，想象力活跃的神秘的世界。所以说他们这些人的南方之行，绝不只是单纯的旅游，而是将其化作了死与再生的戏剧。这一方面意味着西欧的自我否定，同时也是产生出民族学和空想现实主义的原动力。”
总之，与斯蒂文森的相遇，强化了中岛敦对于殖民地这一荒诞空间的记忆和批判。另一方面，斯蒂文森眼中风光明媚的南洋，同样地唤醒了中岛敦天性中的异国情趣，他追随斯蒂文森的脚步，在南洋这个遥远的异域里构筑起桃源世界，疗养由来已久的内心的伤痕。不管现实世界是如何日趋险恶，至少《光风梦》的问世，是中岛敦又一次的自我救赎的演练。事实上，在《光风梦》煞笔后不久，当他真的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乌托邦时，污浊、血腥的殖民统治的现实，彻底地打破了他的梦想。最终，他从这块最后的精神堡垒中走出来，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对时局的“艺术的抵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