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苏杭之行“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多的是被赋予了一种文化内涵，甚至是一个裹挟了政治意义的地政学概念。所以说，“江南”是构建出来的。仅就空间区域来讲，“江南”的地理范围的形成，在历史上经历了数度演变和界定的过程。在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是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如今的湖北南部和湖南南部。今天属于江南地区的皖南、苏南一带，在秦汉时被称作“江东”。唐代，江南的范围扩大，指的是长江以南地区。两宋时期，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划分为两浙路，这是江南地区的核心，也是狭义的江南地区。明代以后，“江南”的地域范围开始趋于稳定，最狭义的“江南”范围应该包括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
自南北朝时期大开发东南地区以来，江南地区的经济实力一枝独秀。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江南地区的文化也日益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文化经济的繁荣，也渐次为江南地区着上了神秘的色彩，对于江南的想象也逐渐多了起来。在某种意义上，“江南”成了一个文化隐喻。正如学者说言，“江南”在文人的心目中往往代表着某种固定和封闭的意向，更像是一幅色泽不变的心灵地图。
在1932年之前，中岛敦的中国之行主要局限在中国东北南部和京津地区。和那个时代的日本文人一样，中岛敦同样也对中国南方，尤其是对江南地区充满了向往。他酝酿已久的中国江南之行，一直到1936年8月才得以实现。那时，中岛敦已在横滨高等女子学校工作三年多，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健康状况都处在非常平稳的时期。
中岛敦选择在这个时候去中国江南旅游，其动机不是很明了。随着中日之间紧张关系的不断升级，爆发全面战争的危机也日趋加剧。事实上，自1935年以来，日本一直致力于策动“华北自治”的阴谋，中日两国间的冲突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普通日本人要去华北一带旅游已经越来越困难，选择去中国南方旅游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
毋庸赘言，中日之间一旦爆发全面战争，去中国旅行就不再具有现实性。从事后的角度来看，中岛敦选择在战争爆发的前夜去江南地区一游实属明智之举，这也说明了中岛敦对于中日之间的局势是有着清晰判断的。顺便说一句，在中岛敦对中日局势的判断中，在“满洲国”国务院任咨政的叔父中岛比多吉的情报来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中岛敦决定去中国江南地方旅行，与他个人的气质禀赋也有较大的关系。中岛敦自幼在殖民地朝鲜长大，在他的身上有着浓厚的异国情趣。
从现在留下来的不多的资料中可以推测，中岛敦似乎很早就在计划到中国江南一游。这一计划，从他1936年5月29日的一则笔记中就能窥见端倪：
苏州（城内、闾门外、居留地）/磐门大街／瑞光寺塔／孔子庙（苑仲淹）/玄妙观的地摊／报恩寺大塔（孙权）/寒山寺（文徵明）/东南4K宝带桥（后汉武帝、董仲舒）/南20K灵岩山寺／天平山／白云寺/◎南京（南门、水西门内、下关）/中山陵／明故宫／方孝孺、血迹亭／明孝陵（明太祖、马皇后）/通济门、秦淮（桃叶渡、利涉桥）/南门大街之东／贡院／雨花台、报恩寺／朝天宫／天子庙、大慈塔／城西、水西门／莫愁湖／清凉山（弘法）/玄武湖◎鸡鸣寺／下关（滞留）（20K）/扬州（盐、江北大运河20K）/江都、甘泉／城北三四K、平山堂（欧阳修）/九曲池／五亭桥（乾隆）/◎杭州
从上述记事内容来看，中岛敦原本计划要去苏州、南京、扬州、杭州。尤其是对江苏省内的苏州、南京、扬州三地的观光点做了较为充分的调查。但对杭州的具体观光点则没有详细涉及，对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更是只字未提。从这份备忘录式的笔记中不难看出，中岛敦对于上述各地的著名景点可谓了如指掌。当然，也不排除中岛敦是参照了当时在日本出版的中国观光指南之类的书籍。比如，谷崎润一郎在其《苏州纪行》中就曾提道：“只是曾凭借铁道院发行的导游手册和地图，随意去各地走动。”其实，这是日本帝国铁道院发行的《东亚官方导游：横跨欧亚大陆Ⅳ 中国》的观光指南。当时铁道院为了吸引外国游客，发行了许多英文导游手册，内容不仅涉及日本国内，还包括了日本的殖民地及其他地方。及至中岛敦1936年访问中国时，已过了将近20年，世间此类观光指南就更多、更完善了。据美国的日本研究家傅佛果（Joshua A. Fogel）在其著述《从游记文学看日本人的中国再发现：1862—1945》（The Literature of Tru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r China: 1862—1945）的统计，自1862年至1945年之间，由日本人所写的中国游记多达500多种。其中，由著名文人撰写的中国江南游记就有如下这些：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冈千仞《观光纪游》、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青木正儿《江南春》、曾根俊虎《清国漫游记》、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佐藤善治郎《南清纪行》、本多惠隆《清国巡游志》、德富苏峰《七十八日游记》、村木正宪《清韩纪行》、后藤朝太郎《支那游记》、松本龟次郎《中华五十日游记》、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等。
作为汉学世家以及东京帝国大学国文学科出身的中岛敦，浏览过这些游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事实上，田锅幸信所整理的中岛敦部分藏书目录中就包括如下数种：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诗草》、青木正儿《江南春》。
谷崎润一郎的第一次中国旅行是在1918年10月至12月之间，从朝鲜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后，从北到南漫游了许多地方，并发表了《苏州纪行》《秦淮之夜》《中国旅行》《庐山日记》等一系列游记。以此次中国漫游为契机创作的小说则有《西湖之月》《一个漂泊者的身影》《天鹅绒之梦》《苏东坡》《鲛人》《鹤唳》等。谷崎润一郎第二次中国旅行是在八年之后的1926年1月6日至17日之间，主要是在上海活动，留下了《上海交游记》《上海见闻录》。
众所周知，在谷崎润一郎第一次访问中国三年后的1921年3月，芥川龙之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的特派员前往中国游览，长达4个月之久。其间，芥川先后拜访了上海、杭州、苏州、扬州、镇江、南京、芜湖、九江、庐山、北京、大同、郑州、洛阳、汉口、长沙、天津、沈阳等地。回国后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结集为《中国游记》出版。
总之，1936年8月，中岛敦到中国江南一带旅游时，一定是意识到此前的谷崎、芥川的中国之游的，甚至说是有意识地参照了两人江南之游时的路线。事实上，中岛敦在苏杭两地的活动与当年的谷崎、芥川多有重叠。中岛敦一行两人在中国期间，主要是在上海活动，其间抽空去杭州、苏州做了较为短暂的观光。但并没有去曾经精心策划过的南京和扬州。之所以临时取消了去上述两地旅游，可能跟旅费不足等有关系。除此之外，笔者推测恐怕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一定的关系。南京自不待言，作为国民政府的首府，在中日决战的前夕充满了较为浓厚的排日氛围。作为六朝古都的观光城市，南京最有魅力的地方当数秦淮河。谷崎润一郎在第一次中国旅游之后曾创作了随笔《秦淮之夜》《南京夫子庙（插图说明）》。芥川龙之介后来在创作《南京的基督》时，也参照了谷崎的《秦淮之夜》。1927年7月，与谷崎润一郎有重要关系的作家佐藤春夫到中国江南地区旅游。其中，7月24—27日，佐藤春夫在郁达夫的陪伴之下游览了杭州西湖。7月27日下午回到上海旅馆后，才得知作家芥川龙之介已于7月24日自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佐藤春夫在田汉的陪同之下游览了南京。
1926年，国民革命军连续攻克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主要城市。于是，广州国民政府联席会在11月决议将国民政府北迁武汉，成立武汉国民政府。由于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分裂，1927年北伐军攻克了上海与南京之后，蒋介石于4月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鉴于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国民政府开始对包括秦淮河在内的南京城进行了所谓的风俗整理。据佐藤春夫的回忆，“听说秦淮的画舫，以自己游览的1927年为最后的期限被政府禁止”；夜间，政府在秦淮河上设置探照灯，监视夜游的画舫，为了“肃正纲纪”，政府的取缔措施非常严格。
由于政府的严厉措施，至迟从1927年年底开始，南京秦淮河一带的“风纪”得到很大的整肃，通过古典文学或一代代日本文人所撰写的游记被唤起来的异国情调渐渐地凋敝，成了明日黄花。或许与这一事实有关，中岛敦才选择放弃去南京的旅游计划的。
中岛敦用短歌的形式，记录了此次苏杭之行的所见所闻，结集为和歌集《朱塔》，可谓别出心裁。中岛敦为何用和歌的形式来记录旅行见闻呢？一般地说，和歌篇幅短小，浓缩度高，意味隽永，是日本传统的诗歌形式。在日本近代文坛上，最早用诗歌的形式来做游记的，大概要数森鸥外了。森鸥外曾在1907年出版了《诗歌日记》，记录了他在日俄战争从军过程中的见闻及风情。这部诗歌体的游记包含331首短歌、168首俳句、9首长歌以及58首新体诗。1933年3月，中岛敦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并考入该校的研究院，打算继续从事日本文学研究，他提交的研究方向就是森鸥外。由此不难推断，《朱塔》一定是受到了森鸥外的《诗歌日记》的影响。
在和歌集《朱塔》的正文之前，中岛敦引用了两句宋诗“南浦春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这出自南宋诗人范石湖（范成大）的《横塘》，该诗的后面两句是“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在作品的最前面引用汉诗文，这在中岛敦已不是第一次。在他的《过去账》中所收录的《变色龙日记》和《狼疾记》的正文前面就分别引用了《韩非子》和《孟子》中的名句，起到了点明主题的作用。同样，在《朱塔》正文前所引范石湖的《横塘》诗，也起到了统摄主题的作用。在范诗中出现的“春天”“绿水”“石桥”“朱塔”“细雨”“垂柳”“画船”等，都是典型的江南春天的景物。这原本是一首送别诗，但中岛敦在引用时，省略了后面两句，他刻意淡化了诗中的送别场景，将重点锁在了“石桥朱塔两依然”这一意象中。也就是说，春回大地，四周都披上了绿装，但不变的是石拱桥和红色的宝塔。这既凸显了《朱塔》名字的由来，又点明了其怀古的主题。
关于杭州之行，中岛敦并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参考的资料，只有一些只言片语的记载。在中岛敦遗留下来的1936年的记事本中，有这样两条简洁的记录：
8月20日（星期四）下午／杭州、新新旅馆／关掉灯后发现有两只萤火虫
8月21日（星期五）夜里很晚才从杭州回来／当看到上海的灯火时有种回家的感觉，真是不可思议
当时，从上海去杭州，通常会选择乘坐从上海南站出发的沪杭甬列车。沪杭甬铁路是连接上海、杭州、宁波三地的铁路干线。其中，沪杭铁路浙江段自钱塘江闸口至枫泾，全长125千米，于1906年10月开工，1909年5月完工；江苏段是从枫泾至上海南站，全长61千米，1907年3月开工，1908年11月竣工。1909年9月，从上海南站到钱塘江闸口的沪杭线全线开通。到宁波段的铁路则于1914年竣工通车。
按照上述中岛敦的提示，他们是8月20日下午到达杭州。查阅1936年沪杭铁路的火车时刻表可以知道，每天从上海南站开往杭州方向的火车只有六趟。如果是下午到达的话，六趟车中，唯一一趟下午到达的班次乃61次车。该车早上8点39发车，下午3点32分到达杭州。当年谷崎润一郎是乘坐下午2点50分的特别快车离开上海的，到达杭州是晚上7点19分。至于中岛敦是乘坐几点钟的火车离开上海前往杭州的，无法考证。他们二人入住新新旅馆。新新旅馆坐落在杭州西湖核心风景区北山路上，是一家颇有历史的著名旅馆。最早可以追溯到1909年，其英文名称为“THE NEW HOTEL”，后来几经扩建，最终于1932年全部建成，由东楼、西楼、秋水庄及北楼组成。1921年4月，芥川龙之介在杭州旅游时曾入住新新旅馆，之前还有美国哲学家杜威入住过。
杭州因西湖而闻名天下。杭州还因为白居易、苏东坡等文化名人以及作为南宋的都城而闻名。白居易曾于长庆二年（822）十月一日至长庆四年（824）五月在杭州做过刺史，修筑了白堤，写过多达约150首与杭州有关的诗文。白居易在世时，其诗文就已经传入日本。据学者的研究，白居易的诗文传入日本的时间应在公元834年。自然，随着白诗在日本的流布，杭州以及西湖也渐渐地被日本人所知晓。自唐代以来，杭州地区就与日本有了较为频繁的往来。尤其是中日间禅宗的交流更是极大地提高了杭州在日本的知名度。众所周知，杭州也是吴越国的国都。吴越国时期，中国首创五山制度，以径山禅寺为首，依次出现了灵隐寺、净慈寺、天童寺、阿育王寺。其中，前三者都在杭州，后两者则在宁波。
日本从镰仓时期（1192—1333）开始，武士登上政治舞台，实施武家与公家并行的二重政治制度。在这一时期，日本模仿中国南宋的五山制度，创设了镰仓五山，包括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同时，在贵族即“公家”政治枢纽的京都也建立了五座禅寺，分别是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以及统领五山的京都南禅寺。这十一座禅寺合称“五山十刹”。
随着禅宗东传日本以及日本五山制度的建立，中日之间，尤其是日本与中国江南地方的宗教往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频繁程度。自宋代以来，大量的日本僧人来到上述五座禅寺挂锡学习。如入宋僧无准师范、断桥妙伦、虚堂智愚、希玄道元、荣西等人。元明时代更有雪村友梅、中严圆月、绝海中津、雪舟等杨等人来杭。中日间围绕禅宗的密切交流，不仅深化了日本禅宗的学理，更为重要的是迎来了汉诗文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以汉诗文为特征的“五山文学”流派。镰仓、京都两地的禅僧所创作的众多的汉诗文中，随处可见杭州或西湖的影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五山文学”又作为一种反哺现象，极大地提升了杭州以及西湖在日本的知名度，为杭州和西湖在日本民间的扎根，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到了晚清、民国时期，来杭州的日本人就更多了。很多政治家、新闻记者以及有名气的画家、作家、汉学家纷纷到杭州一睹风采，亲自感受他们通过阅读汉籍所培育起来的对于杭州的乡愁，并留下了大量的游记。1895年，甲午战争以清朝的失败而告终。按照中日两国在战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中第六款规定，清政府向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作为通商口岸，并在这些地方开辟租界。
1895年11月下旬，时任上海总领事的珍田舍己率队来到杭州，商定租界择址事宜，后来划定拱宸桥一带作为日本的租界。1896年3月，日本驻杭州领事馆开馆，领事是落合谦太郎，书记官是速水一孔。在1924年5月，在日租界还成立了杭州居留民会。从1896年设立领事馆开始一直到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前夕，在杭州的日本人数量并不是很多，每年保持在数十人的规模，1917年6月末突然增加到了115人，但到了1918年7月旋即又减少到了77人。在1937年之前，尽管长期定居在杭州的日本人较少，但是由于在杭州开辟了租界和领事馆，往来于日本与杭州的人员，较之前无疑是增加了很多。
杭州也因为风景旖旎的西湖而为世人所知。随着日本“五山文学”的隆盛，被禅僧们反复书写的西湖美景，也逐渐在日本民间传播开去，成了文人们憧憬的异国风景。据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13—16世纪，由日本五山禅僧所撰写的汉诗文中，涉及西湖的多达381首，提到苏堤六桥26次，提到苏公堤12次。据中国学者统计，在目前最完整的《五山文学全集》（上村观光编，裳华房，1905—1916年版）中，直接以西湖为题目的诗文共有17首，其中关于梅花的描写出现12次，西湖湖水（面）10次，第三是柳树和林和靖各6次。
西湖美景不仅仅出现在“五山文学”及民间文人的诗赋中，也出现在日本画家的笔下。日本最早的西湖图完成于日本延文四年（1359），题名为“西湖十景”，出现在某贵族宅邸的拉门上。15—19世纪，很多著名的画家都画过西湖图。著名的有秋月等观、如寄、欧斋、狩野元信、狩野兴以、狩野探幽、池大雅、鸟羽台麓、小泉斐、湖山东英等人。
正因为西湖如此有名，很早就有了关于西湖的方志和旅游指南之类的著作。大正十一年（1922）三月至五月，日本著名的汉学家青木正儿在中国旅游了将近两个月，其中，杭州是他逗留较久的地方。后来，他把在杭州的见闻结集为《江南春》，在该书的开卷处有如下内容：
我为了逃离上海的喧嚣，清净头脑，让眼睛清亮，于昨日来到了杭州。我现在一个人从孤山到葛岭一带晃荡之后，刚回到湖畔一家带有西洋风味、叫作青华旅馆的地方。四周正逢赏花时节，所以格外的喧扰——尤其是旅客的吵闹声、悠长的摊贩的叫声、骡马的铃铛的响声、轿夫的号子声等——总觉得像乡下的社戏在中途休息时的那种情调，这种声音一刻不停地持续着，让人有点招架不住……
明天，打算从领事馆雇一个支那人作向导，去西湖环湖游。我只到了西湖的很小一部分。但是，我并不想要写带有指南味道的游记，所以，这并无大碍。我不是那种卖弄《西湖游览志》《西湖志》《湖山便览》等百宝箱来炫耀自己的博学的人，也不会图省事，而使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湖游览指南》袖珍本。我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
在《朱塔》中，关于杭州的见闻，主要集中在题为《杭州之歌》的组诗中。从内容上看，该组诗大致可以分成写实和怀古两个部分。写实的部分主要有如下内容：暮色中的杭州城和西湖印象、新新旅馆的萤火虫、西湖上采莲的老翁、在汪裕泰茶庄品茶、沪杭甬列车上的见闻等；怀古则是该纪行诗的主体部分，歌咏的对象包括林和靖的放鹤亭、苏小小墓、刘氏墓道、雷峰塔、灵隐寺等。
怀古，是日本名士到杭州游西湖时必然不可缺少的风雅韵事。西湖及周边的庙宇、人文景观等，有极其厚重的历史积淀。1902年春天，在江南一带游历的中岛敦的伯父斗南先生，曾写过一首题为《西湖杂咏》的汉诗：
杨花晴后落纷纷／春入西湖日易曛／儿女不知赵家事／踏青竟上岳王坟
比起咏物、怀古的诗歌来，笔者更看重《杭州之歌》中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在沪杭甬铁路车上》由10首和歌组成，描写了作者沿途看到的松江、嘉兴一带的田野风光、车内光景。其中，有这样的诗句：“门打开了／宪兵闯进来／微微地闻到了熟皮革和灰尘的味道。”关于“宪兵”一词，《中岛敦全集》中的注释是：“旧日本军，主要负责治安和警察事务。”此种注释值得商榷。日本的近代宪兵制度创建于1881年，隶属于日本陆军大臣。其主要职责是军事警察，也负有行政警察、司法警察的职责。日本宪兵向海外的扩张，始于1907年的《第三次日韩协约》。依照该协约，韩国被日本剥夺警察权，日本宪兵势力由此进入韩国，主要维持治安，兼有军事警察的功能。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相继在台湾、天津、“关东州”推行宪兵制度。日本宪兵在维持治安的同时，参与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臭名昭著。
但是，在1936年8月中岛敦去杭州旅游时，日本宪兵的势力仅限于“关东州”、伪满洲国、天津和上海的租界等地，在沪杭甬火车上是不会有日本宪兵的。所以，在《朱塔》中出现的“宪兵”并不是日本宪兵，而是中**人。但是，不管怎样，不难看出中岛敦对军人的厌恶感。这和当年的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人颇为相同。比如，谷崎在《秦淮之夜》中这样写道：
夜里之所以这样冷清，乃是因为闹革命进驻了大量军队的缘故。听人讲，在中国最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军人。以我的经验来看，一般老百姓的性格都很温和，我没有看见过耍横的人。麻烦的只是军人。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天津都有大量的军人，一到夜间都涌到马路上。按照规矩，只有军人在剧场和妓院可以免费消费，别的客人自然就不能进去。所以，在军人跋扈的地方，即便是闹市也都不景气。虽说有闹革命的骚乱，但这一带近来非常平静，可还是不明白为何还有这么多的驻军。他们一味地霸占名刹伽蓝当作兵营，弄得人心惶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