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中反复吟哦了一阵这首诗，三造不由地感到了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寒气，不知何故，俨然是从这首诗整体的意思中游离出来一样，只有“不免蛇身”这句话非常奇怪地威胁着三造。但这并不是源于他自己也会像这个伯父一样一生碌碌无为，在自嘲中了此一生这样的预感，而是一种不明就里的令人恐怖的不快。
在历经了像恒河的沙子一样多的劫数轮回之后，依然修不成正果。“不免蛇身”是指自我主体的荒诞性，其中带有佛教式的无常感。这种荒诞性、无常感在这里就和作为中岛敦文学中重要主题的存在的不确定性相关联起来。这也难怪三造每每想起这首诗时会心生恐怖。在《斗南先生》的开篇处所引的斗南的另一首诗“云海苍茫渡佐洲，思郎一日愁三秋。四十九里风波恶，欲渡妾身不自由”中，其实也暗合了同样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斗南先生》这篇貌似私家笔记的写实小说中，贯穿了中岛敦文学的主题。关于这一点，在学界并没有得到重视。有论者认为：
感受到这种“不愉快”的难道不是借用了三造这个名字的中岛自己吗？……而且，这种不安作为异样的存在观念，固定在了中岛敦的意识中，一直缠绕着他，他几乎所有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一些不免“蛇身”的人。
这也暗示了对于宿命的战栗。这种不明真相的不快，与《牛人》中的“对于世界苛酷的恶意所抱有的顺从的恐惧”是一脉相承的。
伯父之死，在三造那里具有隐喻般的意义，极端地说也是他内心的一种隐隐的渴望。如果说伯父的存在就是嵌在三造精神上的返照自我的镜像，那么伯父的死也就意味着这一镜像的消亡，精神上的不安也会随之消失。
但是，非常吊诡的是，死去了的伯父反而更加真实地活在了三造的心头。三造竭力想要否定的伯父身上的那种纯粹性，成了他肯定的对象，并借此来实现自我救赎。
在《斗南先生》的起首部分，中岛敦借用中国著名文士罗振玉的话，寥寥数笔刻画了斗南先生狷介、狂放、自视甚高的国士形象。这样的人物造型，让读者很容易想起中岛敦的代表作《山月记》中的李徵的形象来：“性情狷介，自视甚高，根本就不屑甘为贱吏。”不用说，在李徵的身上分明有斗南先生的影子，毋宁说是斗南先生的命运促使中岛敦创作了《山月记》。川村凑先生认为，“难免蛇身”一句中的“蛇身”，是暗指斗南先生诗人＝国士梦想的破碎，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地指出：
斗南先生知道自己想要做诗人却又成不了诗人，这显然是“蛇”一样的嫉妒心和顽强的执着心，也正是“虎”一样残虐的**、无边的渴望和疯狂。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认为《山月记》中那个有着“怯懦的自尊心和尊大的羞耻心”、变成老虎的李徵就是斗南先生。
在《斗南先生》中，中岛敦将伯父斗南先生定位成一个有儒家遗风的国士形象，称赞他是“东洋尚未受到现代侵害之前某种卓越精神模式的博物馆式的标本”。的确，在斗南先生的身上体现了一种最为典型的经世济国的纯粹的儒家思想品质。也正如论者所言：“在《斗南先生》中的这个斗南，谴责肤浅的西洋文明的实用性倾向，指出这是日本整体堕落的表现，他呼吁东洋精神的复兴，他为了追求这个理想，为了‘立功’‘立德’而战斗的形象，的确是当代东洋国士及儒者的象征。”
为了凸显斗南先生精神气质的纯粹性，中岛敦特写了斗南先生温润的眼神，称“被他眼光中静谧的美丽深深地打动了”。中岛敦在别的小说中也曾多处提到这种清纯无垢的眼光。比如在《名人传》中，迎接纪昌的是有着“像羊一样柔和眼光”的甘蝇老师；在《悟净叹异》中的悟净看来，师傅三藏法师有一双“清澄而寂寞的眼睛”，“是那种一直凝视着远方，对某事物充满了怜悯的眼睛”。这些眼眸，是和斗南先生的眼睛相仿佛的。中岛敦也塑造了不少洁癖般纯粹的人物，比如《李陵》中的苏武、《弟子》中的子路、《山月记》中的李徵等莫不如此，这一谱系的源头就是斗南先生。
如前所述，《斗南先生》创作于1932年。这篇小说在1942年7月15日被收入中岛敦的第一部创作集《光风梦》中。以《光风梦》出版为契机，中岛敦在小说的正文末尾加上了一段附记。经过了10年岁月的变迁，中岛敦对伯父斗南先生的理解更加深刻，在附记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伯父死后第七个年头，发生“卢沟桥事变”时，三造才第一次阅读了伯父的著作《支那分割的命运》……早在“卢沟桥事变”二十一年前，想想本书出版之时，我国的人口五千万，国家年收入才七亿。三造惊讶于本书观点大都说到了点上。要是自己早点读这本书就好了。在伯父生前，他对伯父过于反感。或许是作为对这种过度反感的补偿，伯父死后他对伯父给予了过度的赞赏。当听到大东亚战争爆发，听到夏威夷海战和马来海战时，三造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伯父。
在听到“大东亚战争”爆发时，中岛敦为何首先会想起去世多年的伯父呢？不难设想，他恐怕首先想到了伯父在20多年前曾说过的“20世纪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白种人和黄种人的冲突”这句预言吧。面对欧美势力对亚洲的大肆入侵，中岛端提出了“东亚的门罗主义”的对策，也就是呼吁“一莲托生”的东亚各国团结起来组成一个东亚共同体，一致抵抗白种人的侵略。中岛端关于亚洲的危机及出路的思考，与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思考是完全不一样的。面对西方的强势力量，福泽选择的是脱亚入欧，抛弃落后的中国，积极学习西方。而中岛端是不主张日本加入西方列强来参与瓜分中国的。不可否认，中岛端作为一个皇汉学者，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结，他反对日本参与瓜分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前提，乃是担心中国一旦被列强分割会殃及日本。他的观点虽然纷繁复杂，甚至有矛盾冲突的地方，但其最终的落脚点诚如论者所言：
斗南先生（中岛端）绝非是主张日本也应该参与瓜分中国。斗南想要说的是“中国分割的命运”绝非是隔岸观火的事情。这与东亚的祸福、日本的将来直接相关联着。因此，当务之急乃是革新我国的政治、开展自主性的外交。在这一点上，本书（《支那分割的命运》——中岛端）当然是处在其《日本外交史》的延长线上的。
从历史的远景来看，如果认为中岛端提出的中日联合抗击白种人的思想，与他身后的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所发动的“大东亚共荣”战争的思维是一脉相承的，或者认为中岛端的“东亚门罗主义”思想就是日本“大东亚共荣”“近代的超克”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先声，这样的认识显然有失偏颇，切断了《支那分割的命运》这本书写作的时代背景及其文脉。皇汉学者的身份，潜移默化地使中岛敦对“皇国”日本的认同以及对哺育了日本文化的汉文化的认同，处在一种难以分割的水乳交融的状态，应该说他的感情是真诚而纯粹的。其纯粹的人格，正是流淌在中岛敦的《斗南先生》中的重低音。
在“大东亚战争”白热化的时期，中岛敦重提伯父中岛端及其《支那分割的命运》一书，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其实已非常明白地表达了中岛敦反战的心声。1936年9月，中岛敦从中国江南地方旅游回国之后，应横滨女高的邀请给全校师生做了一次关于中国时局的演讲。他当年的同事曾这样回忆道：“他去中国旅游后，受邀请给大家讲了那次旅游的情况。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讲的内容很有趣。当时的情况是很多人都在讲中国的坏话，可是中岛却平静地说：‘我喜欢中国。’”这一事实更是坐实了中岛敦作为一个反战者的形象。
《斗南先生》绝非一部私小说意义上的个人传记，它不仅是中岛敦文学思想的出发点，同时也曲折地隐含了作者反对侵略战争的立场。这也是我们今天重读这部小说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