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水的下层
“难道你们不怕么？天天在放枪，而你们就住在这里。为什么不想搬家？去年，我记得你们住在西门，两方作战，还在黄渡，而你们的家已经搬到租界上来了。”
南京路放了排枪之后的许多天，我向一个住在新世界与老闸捕房之间的大庆里中的友人这样地说。
“不，不，这次不比上一次。这次不必搬。他们放枪不是对我们放的。我们是买卖人，绝不会无故被他们打扰的。所以我们安心住在这里不搬。”他这样地答道，脸上安舒地含着微笑，仿佛我提的问题是多事。几个伙计静静地听着，什么表示也没有。
我愤慨地说道：“请你看看五卅的死伤单，死的到底是学生多还是路人多？你不记得六月二日新世界门前的机关枪么？可惜没有向南放……”他脸上只是浮泛着微笑；显然地，这微笑是杂着“不信”“不足道”“放心”的几种复杂的心理。我这时真的动了火，也不再往下说了，只在肚里暗暗地叹了一口大气。
某一日，有一位朋友新从乡下来。他是一位狂热的“爱国者”。我第一句话便问他道：“你在乡村里宣传的结果如何？”他摇摇头，凄然地沉默着。隔了一刻，他叹道：“不必谈，不必谈。总之，我是灰心了。”
“怎么样的情形，谈谈也不妨。”
“我初回本乡时，他们对于这次的事还是一无所知的。你知道，乡间的几千家门户，认字的是没有几个的。而且报纸也永没有输进来过。我把这次的大残杀案大略地告诉过他们。什么惊奇之情也引不起。只有几个少年脸上罩着淡薄的同情。一个老人说道：‘杀了这几个人算得什么事！长毛时才可怕呢！我那时还不过四岁，自己也不知怎样会逃得这难。唉，大难，劫运！’他说时，摇摇头，脸上有些自满的神色，因为他已表白出他自己经验的丰富了。我当时很愤急地大声地说：‘这一次再不争，我们大家便都要做亡国奴了！’他们惊诧的相顾，——大略是为我的愤态所惊——不久，便四散走开了，什么表示也没有。
“‘亡了国，还不是一样的种田！听说外国人比中国的兵同官还好些呢。’
“‘管他国亡不亡，我们有得田种就是了。’
“这是零零落落地从他们嘴里说出的。他们对我都有些怫然，也带着敬避之意，至少总以我为‘多事’，或‘好生事’，因此，我在那里实在住不下，只得又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