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很复杂的。一个生活中的正人君子，一个才学超群的文章高手，完全有可能成为祸国殃民的大浑蛋。姚文元就是典型一例。可惜，鲁迅没有看到灵童长大成人的这一天。
鲁迅当然无须对后来的姚文元负责。“灵童”的称号保不了他，正象翻出张春桥当年的“狄克案”一样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虽然一度以此来说明“很多问题”。人们发现，用“鲁迅”来批判四人帮，结果自己就走进四人帮构制的怪圈。正是从这时开始，鲁迅也被怀疑上了。跟着一个个大政治家走下神坛，鲁迅头上的光环渐渐消退。
我曾作《重读大字报》一文（《文革大字报精选》一书导言），谈到鲁迅文体与文革大字报现象的关联。事实上，流传至今的所谓“毛氏话语系统”的形成，鲁迅的功莫大焉。文革中“打倒一切”，鲁迅不但不倒，其语录反而与马恩列斯毛的语录并列，成为大批判反复引用的真经。无数个小“鲁迅”应运而生，如同大跃进时代产生了无数的农民“郭沫若”一样。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一个个都仿佛继承了鲁迅的衣钵，连江青都要说自己的骨头跟鲁迅一样是“最硬的”。作为舆论总管的姚文元，则当之无愧地成了鲁迅的护法大弟子。我们已经知道，他实曾是被“摸过顶”的。
我绝不认为，鲁迅应该对文革负责，但鲁迅和文革文化的关联足以引起我们沉思。深刻与浅薄，沉郁与喧嚣，超凡与庸俗，精绝与垃圾，竟能够如此和谐、相通！我完全理解现在一些作家、思想者对鲁迅的反思甚至否定。他的偏激，他“一个也不宽恕”，他太尖酸刻薄，他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他对苏联社会的推崇和期盼，他把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得诘屈聱牙，他批判过的作家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他无情嘲讽和痛斥过的那些对手中有许多成就卓然的文化大师如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尽管如此，我仍然推崇鲁迅，从做人到为文。刚才讲过，人是很复杂的。而鲁迅尤其复杂。我们可以不学他的偏激，主张一点费厄泼赖，不再相信绝对正确的神话。但如果彻底没有了鲁迅，我们的社会、文化将过于苍白。
鲁迅是不会死的，无论他反对过多少人，曾被多少人反对过。“流氓加才子”的郭沫若在他死后公开认错，“丧家的资产阶级的乏走狗”梁实秋忍不住赞叹他的文章实在是写得好。这样的人不会离我们而去，他已然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承认不承认，喜不喜欢，他的作品、人品，风骨、风格，仍然是许许多多后世文化人仿效的对象。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学习鲁迅，怎样不变成姚文元？特别是那些搞批评的文化人？
我们看看，“鲁迅”和“姚文元”有些什么区别。
首先，鲁迅是一个文化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鲁迅的小说是非常棒的，一篇《阿Ｑ正传》，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亦算精品。他还写诗和散文，尤以散文为佳。他后期大量的杂文，文学价值也相当高，见解之独到，语言之精练，比喻之绝妙，往往令人不忍释卷。在文艺研究、史论方面，亦有值得称道的贡献。姚文元则首先是一个破坏者。他从事文学创作，基本上是失败的。搞批评之前，写过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投到出版社至今无有消息。他的杂文也无甚特色，平平板板，在文学上没有什么贡献。虽然大量见诸于报纸杂志，乃至头版头条，也能结集出版，但永远不会在任何一本文学性的优秀作品选集中发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