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教堂和中国的庙
1954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赴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为了体现新中国首次露脸于国际舞台的光鲜形象，特地替代表团成员每人定做了一套黑色中山装。穿着走在大街上，只见路旁的行人纷纷恭敬地立定，向他们脱帽鞠躬。原来当地居民以衣貌取人，误认为中国来了一队传教士，也就是中国人眼里“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精神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殊不料当他们自己披一袭相仿的外衣到了西方，却受到帝国主义的如此礼遇。
所谓“精神侵略”论，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早在1870年闹“天津教案”，民间就怀疑这帮洋和尚、洋尼姑来我们中国的目的，大抵不过非偷即抢、非淫即盗、非拐即骗。看到外国教会堂而皇之办学校、办医院、办育婴堂，非常惊奇之余，还有点怪不舒服。总觉得其中必包藏祸心，不由得一哄而起，给他一顿“打砸抢”。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在人家的炮舰弹压下道歉赔款。又正好引为“国耻”，一并记在西方列强的账上，等将来共产党替人民做主后再与清算。
中国的和尚尼姑，是从不办什么学校、医院的，更别说孤儿院和育婴堂了。近来年国内几所著名的寺庙办“佛学院”，也只是为少数出家人开设的读经班，与民间百姓无缘。人一出家，六根剃净，万念皆空，哪还管得那许多其目的本不过是为着争名于朝的教育问题。办医院给人治病也显然是多余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既然人的身体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一切病灾包括不可一世的癌症与艾滋之类也就无所寄附，没什么可怕的了。所以古往今来的和尚只有一个肯到处给人治病的，那就是济公。他喝酒吃肉，挤眉弄眼挖耳捉虱搓脚，行为本就出格。用的方子，听说都教人恶心丧胆，不堪究其根底。
道家倒是有一点悬壶济世的意思。但似乎只专精老年营养学（炼丹）与生殖工程（房中术）。其余无论什么病总离不了一把香灰和一张画符，或者设坛扶乩地念咒，披发仗剑地捉鬼；并且都是个体户开业，各自躲在密屋根据祖传秘方炮制些膏丹丸散，因此谁都搞不清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与中国的出家人相比，西式教会则显得俗气多啦，很入世。洋和尚们的教堂，大都建在人多眼杂的闹市，或居民密集的社区，你来我往非常方便，让大家都有个均等的机会与上帝对话。中国和尚的庙，多半筑在山上，远离尘世烦嚣，以免闲人跑来破坏了寺院的清规与清静。自古名山僧占多，除了山西五台、四川峨嵋、安徽九华、浙江普陀这四大庙宇林立的佛山，其他凡景致好一点的山上，都少不得要以寺院的香火来炫耀其人文背景。道士们也不甘示弱，见缝插针，战果亦颇可观。较为集中的有湖北武当、山东泰山和崂山。占住名山，横空出世，那种俯瞰芸芸众生的清高得意亦在所难免。
佛教和道教的教义是哲学，高深玄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义是伦理学，明白浅显。哲学家喜欢关在僻静的地方冥思苦想，修行在个人，不大作宣传讲解。“道可道，非常道”，讲了反正你也听不懂。偶尔与三两私交甚好的同行“参玄”，也只着只言片语，指东说西，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先言他物然后引起所咏之词”，让对方隔云隔雾地去猜、似醒非醒地去悟，美其名曰“东方神秘主义”。伦理学家则善于跟民众打成一片，逮着个机会便滔滔不绝地说教。用尽可能人人都懂的比方和人人都听得烂熟的童话故事，试图把一切都讲清楚，透明度高得很。因为太玄妙的缘故，中国和尚十个有九个对经文不求甚解，根本不知自己念的是啥意思。为表明没有虚度年华，往往只好唱以高声，伴以打击乐（木鱼），虚张声势。西方的教士却习惯轻读或默诵，作消化状，留着精神去拯救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