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形式还是精神，本身都没有错。用文革的时髦话说，都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如鲁迅）可以用杂文当“投枪和匕首”，资产阶级（如狄克）也可以用杂文当“从身后射来的暗箭”；无产阶级可以痛打资产阶级的“落水狗”，资产阶级也可以痛打无产阶级的“落水狗”；“硬骨头”精神也是这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张春桥（狄克）的骨头也一点不软，硬邦邦响当当，押上法庭还正气凛然始终不肯低头认罪。
九、
大字报打破了官方和文人对文字的垄断，成为最典型的群众文化。“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里，“群众”和“党”（共产党）一样，是个既抽象又具体的词。反右的时候，一个小单位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小科长、班组长就代表“党”。到了文革，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将军元帅就都不是“党”了，不但不是党，连是不是“群众”都成了问题。可见其定义的任意性。
毛泽东是唯一一个既可以代表党，又可以代表群众的人，“相信群众相信党”其实就是相信毛泽东一个人。不管出自什么目的，反正是毛泽东亲手放出了大字报这个对付社会主义官僚体制的恶魔。他自己也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此外再没有哪一位共产党的领袖级人物写过大字报，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文革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谁都没有写过大字报。他们顶多只能暗中策划，或者某一次讲话记录被转抄成大字报贴到街头，自己是绝不亲手写和亲自贴的。因为他们不算“群众”。
符合官方意思的大字报，可以在官办的刊物正式发表。如《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文汇报》发表“反到底”兵团的大字报《急告上海人民书》。官方下达或公开发表的文件，也经常抄成大字报张贴在街头。二者的关系虽然密切，但毕竟不是一回事，也不能互相取代。大字报就是大字报，不是官方文件。
一般来说，它与整个官僚体系相对立。官僚们绝大多数内心并不喜欢，也并不心甘情愿地承认这玩艺儿，除了少数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或一开始就打算浑水摸鱼者之外。群众，包括体系外的“官”，才是大字报的基本作者。毛泽东不认为自己是官，要是也只是一个被排斥在体系外的“官”，一个与繁文缛节、周密运作格格不入的“官”。他要打破这套体系，只有借助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向他心目中的党内走资派及其一切牛鬼蛇神发动攻击。于是“盘根错节，一触即溃”。没想到放出的魔鬼，也就难得收回去了。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大字报似乎是这一论断最好的证明。不过还要加几个字意思才全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常常有一些英雄在那里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