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这是我们告别的时候了，我和你相互间的系带已完全割断了，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之间的任何妥协，任何调和，是万万不可能的了。你是忠实的，慈爱的，诚恳的，不差，但你却永远属于你的阶级的，我在你看来，或许是狡诈的，奸险的，也不差，但并不是为了什么，只因为我和你是两个阶级的成员了。我们的阶级和你们的阶级已没有协调、混和的可能；我和你也只有在兄弟地位上愈离愈远，在敌人地位上愈接愈近了。
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孩子，一个任性、固执、容易害羞的孩子，当世界在他面前刚刚打开，他就像一只飞蛾满怀献身的渴望扑了进去，并被推到烈焰的中心。他对一直关爱着他的大哥的恶劣态度，看似绝情，更似一场孩子气的游戏。这里找不到情感上的根源，大哥对他谆谆关怀，他们兄弟感情一直不错。也没有有力的思想的支撑。环境和新知识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次次的监禁已经使少年的内心暗暗发生了逆转（现代监禁制度下什么样的可能不会发生？它可以使一个享乐主义者奉受苦为生活真谛，可以让绅士变流氓、流氓变圣徒），禁锢中埋下的仇恨和叛逆一直在寻找释放的途径。他遭遇了新知识、新学说，并进而奉之为奋斗终生的信仰，于是当他祭起“阶级”这面空镜，滔滔天下，两个阵营泾渭分明。又是一出革命的经典叙事：爹亲娘亲不如阶级亲，革命大于亲情，甚至要消弭亲情。
“别了，哥哥”——哥哥在这里成了一个符号，一个“阶级”的符号。在殷夫新的知识谱系中，这个符号代表着一个腐朽、残忍、不人道和终将没落的旧制度，还隐约透露出传统的权力体系——父权的阴影。他是个叛逆者，弑神者。革命者的崇高感和弑神者的快感在殷夫的心中交替出现互为消长。
当一种知识成为信仰，一种话语成为霸权，它在方法论上的简单和粗暴势必造成人性的戕害、扭曲和异化。好在殷夫的淳朴和本性的天良还没有让他完全走到亲情的背面去，把这一切全部埋入“孩儿塔”。这一封信和一首诗是一次告别的仪式，仪式之后，革命家还要继续生活。因为没有生活的附丽就没有战斗。几次入狱，冬天到了，他只穿两件夹袄，穿街过巷，站在寒风凛冽的大街上演说。夏天，他在太阳底下奔走晒出一身的臭汗，清苦的职业革命家开始向家里人求援：
我的工作是忙碌的，在整天的太阳火中，我得到处奔跑！但是天哪，我所有的只是件蓝色爱国布大衫，两件麻布的衬衣，我想我怎么过得了这夏天啊！所以我迫切地请求，给我想法十元或十五元钱吧！我没有办法再可以想了。他还写信劝阻小阿姐陪母亲去南京，理由是“近来时局太坏，南京也不是什么太平地方”。这笔旅费倒还不如让我做件夏衣呢！（再：夏布衫及衬衫已在去年为恐怖所吞没，所以没有了。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