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主无辜的旅人伫足，
说：此处飞舞着一盏鬼火……
一个19岁抱着政治热望的青年学生，在与政府的冲突中已经两次入狱，这个现代监禁制度下的漏网之鱼，死亡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它一直紧贴着他的生命，像一个住在隔壁的小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破墙而入。他向往红色，他选择了红色，红色是激情的，炫目的，也是危险的。少年殷夫要革命，也要恋爱，但恋爱就要把“死的尖刺”“透穿了你的方寸”。因此——爱，还是不爱，确实是一个问题。
1928年秋天，红色少年殷夫在象山半岛上的犹豫、彷徨、迟疑和不决由此而来。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红色恋人之少年版（2）
再叙述下去就有点索然无味了，因为它掉进了似乎早就预设好的红色经典叙事的模式：革命高于爱情，爱情服从革命。他终于决断了——“我不能爱你，我的姑娘！”（《宣词》）他要把自己的“微光”加入到整个“燃烧着的朝阳的旭辉”，直至“丧钟狂鸣，青春散殒”。想是这么想了，却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放着这么一个美人在眼前，心就是硬不起来。那些诗稿也是深锁屉中，从没有勇气拿给姑娘去看。这就好似鞘中长剑，寒光内敛，伤不着人的——隐秘的语言还没有造成事实。一个还蒙在鼓里一厢情愿地等着你来捅破那层薄纸，一个却在理智与情感的纠缠中把绝望的话语在舌底下盘来盘去就是吐不出口。这种情感的“悬搁”状态对谁都是一场疲惫不堪的折磨。1928年的年末就在这种看似永远没有尽头的拖延中来临了。这是江浙人所说的一个“烂冬”。邋遢的天气，邋遢的心情。惨白如盐的浙东丘陵浸泡在一场又一场的冻雨里，却没有落下哪怕是半片的雪花。就在这样糟糕的时日里，盛的父亲，杭州警察局的一个小科长从省城拍来电报，催盛速归，说是在省建设厅已为她谋得广播员一职。盛姑娘银牙一咬，即刻收拾起了行装，准备天一亮就离开这个叫丹城的伤心之地。
那个雨夜的情状在一本当地的乡土史教材中被描述得像数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中的一个分镜头：
在昏黄的烛光下，盛淑真一件一件地整理皮箱里的衣物，整着，整着，回顾这半年来的生活，她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希望的是一个美满的结局，哪知道……
而此时的少年——“站在室外，冒雨徘徊”。
他想敲门进去，理智又制止了他。他在室外站了半个多小时，全身都湿透了，冷风吹来，牙齿格格打颤。
他终于没有如你希望中的破门而入。那不是1920年代的作派。那个晚上他又回去写诗了。怯懦和绝望使他对着一张白纸才有勇气叫喊。这句打动芳心的话盛姑娘要在三年以后少年真的“青春散殒”了才有机会看到——“你第一个勾起我纯洁的爱恋”。现在的恋人分手不咬牙切齿算好的了，谁还会有这样温柔的情话。
叙述到这里，还有一个人物应该出场了。她就是少年的母亲，一个叫钱月娥的乡村女人。在少年殷夫的这场情事中，一开始她和女儿徐素韵都是有力的撮合者，她把盛姑娘视作未过门的媳妇青眼有加，后来她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盛早已在杭州订婚，就变了脸。这个大家族事实上的当家婆像大观园中的贾母一样在儿女的婚姻上手腕沉着。如同那些儿子—情人—母亲这一类型的小说中所发生的一样，儿子在一场失败的爱情之后又回到了母亲身边，把母亲视作失衡的情感的依赖。她在少年的眼里成了“东方的圣母玛利亚”。少年描述她苦辛、屈辱的生命“如永不见天日的苍悴的草”。但年轻的“太阳社”社员终究不甘在慈恺的母恋中自缚手足，他很快找到了离开母亲和家庭的一个理由。他夸张地说，在深夜的山风中他听到了“时代悲哀的哭声”。
他要去救世了。他还要去上海。
在很大程度上，诗，替代了这个害羞、固执的乡村少年的嘴和舌头。正如你已经看到的，在许多该说话的时候他的舌头似乎被胶粘住了，他变得像一个重度的失语症患者，能做的只是在一张纸上释放出所有被禁锢的声音。现在，诗又成了他疗治“爱情的苦毒”的一剂猛药。1928年冬天，这场失败的爱情终于有了一个结晶——一首散发着自由精神的五言诗歌。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被革命青年阴差阳错地挂在嘴边当做爱情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