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谈到曾仲鸣被雨农兄打死的时候，显出很气愤的样子，连说：‘很不应该！’他一再向我说明：我走出来是事前认为国家在那种情况下是不能再打下去的，把国家的命运那样儿戏般断送了，我们怎么对得起后代子孙？我离开重庆时，是坦然的，又不是偷偷摸摸跑出来，为什么要派人来暗杀我们？
“他看到我对这些兴趣不大，只是点头微笑，便把话题转到我的工作方面去。我仍然表示不想做什么，他却提出要我先当他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至于具体做什么工作，以后再慢慢商量。我听了后，还是说打算待在上海。他也同意我在上海先休息一下，多了解些情况再说。
“当天他就叫周佛海给我在上海准备房子，并叫他送我一辆新式轿车。到了晚上6点左右，所邀的陪客都陆续来了，除在前一天宴会上见到的那些外，还有褚民谊、林柏生、陈春圃等人和他们的老婆，共有二十多人。
“在那次宴会上，汪精卫高兴地饮了几杯白兰地之后，带着几分醉意笑着对我说：‘我得到报告，听说你与戴笠的私交好得很，你这次来南京，是不是打算来杀我？’他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不停地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膛，朝着我走了过来。
“在这种场合中，他这样一个动作，的确使我感到非常突然。当时我也有了几分醉意，便急不择言地回答他说：‘杀鸡焉用牛刀！我不是不怕死的人，我一家大小都带来了，怎么会干这种事？’这时，满座客人都感到有些紧张。坐在我身边的叶蓬便用力拉我的衣袖，我很着急，因为我没有考虑到不该把汪比作鸡，这样太看不起他。经叶蓬提醒，我也感到有些失言。
“正在很别扭的时候，李士群在旁边为我向汪解释，说他对我的一切情况都很了解，我既不是干那种事的人，也绝不会干那种事。我当时也毫不掩饰地承认了我过去与戴笠的确是要好的朋友，常常一起玩，但从来没有替他做过任何工作。并说像我这种人，什么都不想干，哪还会去当特务？汪精卫听了这些话之后，态度也恢复了正常，不再是那种气愤非常的样子。他慢慢走拢来，笑着对我说：‘我当然不会相信那些话，所以我提出来问你。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同。我信得过你，你决不会对我不利。’他稍停了一下，还不待我回答，就指着我问了声：‘你说是不是这样？’我赶紧接着说：‘是这样！是这样！’”
听到此处，戴笠紧绷的心弦才算有所松弛，叹道：“汪精卫真是个难对付的角色！”
唐生明道：“不只这些，陈璧君次日又派人把我们夫妻两人接到她家中，趁汪精卫不在家，她又仔细地盘问了我一番，她所问的每句话都很刁难，要是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很难回答得上来。比如她问我怎样走出来的，为什么要走出来，走出之前到过哪些地方，见过什么人？谈过些什么话……她很注意我的大哥，又问到我大哥对我出来知不知道，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如何，对汪先生是怎样的看法？足足问了两个多小时，有些话问了我还不算，还把我妻子叫去问，想从中找出破绽。我到上海和南京后，还只遇到过一个这么毫不客气地对待我们、怀疑我们的人。从那次起，我对她提高了警惕。”
戴笠说：“说不定正是汪精卫的主意，所以，他才借故走开了。”
唐生明挠了一下后脑勺，道：“这很有可能，不过当时我还不曾想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