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以悲怆的哭腔道：“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团体，十年来，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跟他们的献身是分不开的……”
按戴笠的说法，这三类人是应加以区分的。为团体战斗而牺牲的，称之为殉难，如过得诚以及在历次暗杀活动中失手死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因公积劳成疾不治而亡或自杀的，称为殉职，如1940年，因重庆经常遭到日机轰炸，有一次军统局刚从香港买回一百支左轮手枪，运抵重庆时又遇上警匪，稽查处航空检查所便赶紧把枪送到石灰市稽查处，交与副处长王克全。敌机空袭时，王没有把枪送进防空洞，结果被一颗炸弹炸得精光，戴笠接到报告后，气得大发雷霆，立刻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王克全查问，并在电话里大骂，并叫王马上去见他。王克全是一个中共叛徒，被捕变节后，对江苏省委组织有很大的破坏，捕杀过不少共产党员，因而逐步得到信任，被派为重庆稽查处副处长，工作异常卖力。谁知道，损坏一百支手枪，被戴笠责骂道：“你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指共产党）？”王闻言无地自容，怕受到更严厉的处分，在听完电话后，便关上房门在稽查处处长办公室内开枪自杀了。
最后一类，是因违犯集团纪律而被处决的人，称之为“殉法”。这类人就更多了……
贵阳邮电检查所检查员杨月亭在检查邮件时，因偷了四十元汇票款被人检举。当时她怀孕已经八个月，临刑前，一再请求让她生完孩子以后再执行。戴笠坚决不答应，而叫人用箩筐把这个大腹便便走不动的部下抬出去枪决了。
和戴笠在黄埔六期的要好同学王伯刚，由他介绍，派在李默齑协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当教官，因为偷了该班的经费，查出后也被枪决了。
司机马伏翘，替戴笠开车去东南视察时，看到他带几卡车私货，因沿途无人敢检查，便也私自带了几十斤带鱼干，被他发觉，在衡阳被枪决。
军统重庆电讯总台报务员何文光，因收到沦陷区发回的一份电报中有几个错字，没有及时与对方校正，便被以贻误战机的罪名执行枪决。
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所辖的一个兵工厂的稽查员，获得一份情报，说兵工署一个负责人有共产党嫌疑，他没有经过任何调查研究便向蒋介石报告，将这个人扣押起来。结果找不到证据，兵工署长俞大维当然不答应，要蒋介石追究责任。戴笠便把这个稽查员枪决，之后去向俞大维道歉。
有一回，戴笠打电话到重庆总台找总台长倪耐冰，想查询一个电报，正遇到一个刚去总台工作的报务员接了电话，因听不出他的口音，他气得大骂，对方也回了几句嘴，他马上坐汽车亲自赶去，找出这个接电话的人，当着许多人的面拳打脚踢，打得其口吐鲜血，几天后死去。
稽查处看守所所长毛达彪，浙江江山人，是军统局第二处处长何芝园的夫人毛同文同父异母的弟弟。张蔚林与毛达彪素来相识，张被戴笠关进稽查处看守所，便把身上所带的五十元钱送给所长毛达彪，请他代送一封信到重庆中二路四德里14号。由于毛达彪对张蔚林的案情并不清楚，认为戴笠动辄训人、整人，军统局人员关禁闭是家常便饭，张蔚林烧坏一只真空管是小事，所以就毫不犹豫地把信送去。戴笠从审讯、侦察中发现重庆中二路四德里14号是中共重庆党组织的一个接头处，立即指派大批特务前去搜捕，结果扑了个空，后经查明是由于毛达彪私送了张蔚林的信所致，气得暴跳如雷，立即下令将毛达彪扣押起来，以通共产党罪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