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答案不言自明，这个“江陵伯”和这句“国无江陵”实在包含着明人一语双关的哀叹，那就是这位民族英雄张同敞身上流淌的不正是那位治国能臣张居正的血液吗？
张同敞和他的祖先张居正，本来都应该是国家依赖的栋梁，可这样的人太少了。平常的时候，没有危难的时候，这样的人，你会觉得有没有无所谓；可国破山河碎的时候，面对江河日下的时局，面对碌碌无为的当政者，谁不会由衷地思念这样的人呢？
这就叫家贫才思贤妻、国难才思良相啊！
人们正是在张同敞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张居正有能力、有毅力振兴大明王朝的那段辉煌。
可惜，张居正毕竟只有一个，自这位大明王朝不世出的奇才离开人世之后，再也没有人能续写他的辉煌了。张同敞作为张居正的后人，虽然他也有能力，也有毅力，只是他再也没有张居正的那个时代和机遇了。
当然，他身上依然流着他曾祖父的血，他依然有张居正那样唯国家利益至上的立场，他依然有张居正那样面对重重危难“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勇气和决心，他也依然有张居正那样“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的坚持与气概。
有这些，一个王朝才有希望；有这些，一个民族才有希望。
这大概就是张居正留在“天壤间”的那段“精诚”、那种精神的内涵所在。
所以，在张同敞、瞿式耜死后，先是人们自发地为他俩安葬，后来清政府也被这二人视死如归的气概所震撼，康熙年间曾下令表彰二人宁死不屈的气节。到了道光20年,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江河日下的大清王朝也面临着国难当头的恶运了，这时候他们也想起张同敞和张居正这样的人来了。广西巡抚亲自在张同敞和瞿式耜的殉难处为二人立了一块两米高的巨大石碑，题名叫“常熟瞿忠宣、江陵张忠烈二公成仁处”碑，不仅表彰他们的气节，也希望能冀此唤醒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与勇气。
民族的期望
1963年，在广西出席历史学会议的郭沫若先生专程到瞿、张二人的墓前来拜谒这两位英雄。他分别写了两首诗来赞颂瞿、张二人。他的《赞张同敞》诗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