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后当时也羞愧难当，又不能真的把自己的爹绳之以法，在封建社会那是大不孝，最后只好把李伟叫到宫里来，当面狠骂了一顿，然后让他爹在外面大雪天里罚站，罚站完剥夺公职，在家好好呆着，别管什么后勤了。
我们说李太后还是不简单的，她并没有护着她爹，对张居正的苦心也很理解。可我们说李太后这样做是为了他儿子的江山考虑啊，她不是迫于张居正的压力，而是迫于稳固皇权、稳固江山的考虑，再加上她不是一个糊涂的女人，所以他在“操切”的张居正面前屈服了。
可后来，张居正死后，小万历对张居正反攻清算，当时有人请李太后出面为张居正说情，李太后最终没有出面为张居正说半句话，只说“当初我爹站在大雪里，谁又为他说情来着？”
所以，李太后对张居正不是完全没有怨气，也就是说她也感受到了张居正的“操切”。
那么，从李太后和万历皇帝开始，到张居正的亲信、手下，到万历新政的反对派，都感受到了张居正的“操切”风格，难道张居正自己就没感受到吗？他要是自己也感受到了，那为什么还要这么“操切”，这么极端呢？
我们说，造成张居正工作风格越来越“操切”，当然首先有两个客观的原因。
一是夺情事件确实激怒了张居正，尤其是在士大夫阶层反夺情的过程中，大家对他的指责以及张居正自己所受的屈辱都使得张居正在性情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变化是越来越偏激的，所导致的工作风格也就是越来越“操切”的。
二是随着年龄与权势的增长，张居正的心态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恶性膨胀，我想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也是人之常情，你看曹操，我们说他杀杨修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其实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老了，随着他称魏王、加九锡、生前的权势达到极致之后，他再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可以唯才是举、礼贤下士了，他变得越来越不能容人，连荀彧这样他曾经最为倚重的大谋士，不过因为他晚年的时候劝他几句，他就把人家杀了。更不用说杨修这种好议论是非、嘴巴上没有把门儿的人了。
所以但凡权势显赫的，到了晚年没有几个不操切的，这也是种规律。
但我们说张居正晚年的“操切”还有几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