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张居正和整个万历王朝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即张居正是回家守三年孝，还是夺情留任内阁。
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所谓“政治与强权同在，权势与地位共存”。等你在家待了三年再回来，内阁里哪还有你的位置呢？况且嘉靖以来的政治形势，无一例外地都表现为落势的内阁首辅都不会有好下场，你看夏言倒台，被严嵩整死；严嵩倒台，被徐阶抄家；徐阶倒台，被高拱弄得两个儿子发配充军；而高拱倒台，冯保更是要借王大臣案置他于死地。现在张居正一旦交出大权，等待自己的又会是怎样的命运的呢？
这一点张居正当然会担心。
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权力和光阴一样，失去了，轻易就回不了头。没有权力在手，他的改革蓝图、万历新政的理想又何以彻底实现呢？尤其是在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刚要进一步推行的关键时刻，张居正要是放弃了手上的权力，也就等于完全放弃了整个万历新政。
所以，在士大夫阶层纷纷攻击他的“夺情”就是贪恋权位的时候，他理直气壮地说了一句名言，他说：“苟利国家，生死以之”（书牍十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况区区訾议非毁之间乎？”（《张太岳集卷六乞恢圣度宥愚蒙以全国体疏》）
这就是林则徐那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典故出处了。那意思就是为了国家，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还怕什么世人的非议呢？
张居正不是没有矛盾过，不是没有痛苦过，但当他为士大夫所谓的伦理道德所逼迫，在王锡爵面前屈膝长跪、引刀欲自刎之后，他算是横下了一条心。横下了什么心呢？他张居正作为堂堂内阁首辅，逼不得已，给人下跪，跪是跪过了，但再站起来，他就不是原来的那个张居正了。
原来的张居正虽然强势，但却讲策略，讲方法，人事上、工作上都小心谨慎沉稳得很。可跪过后再站起来的张居正，心中只有“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强大信念，除此之外，他再不顾忌任何其他的东西，哪怕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非议，甚至是整个时代的非议。
从此以后，张居正的工作风格，甚至是生活作风也为之一变，他无所顾忌，充分集权，进而紧握强权，排除异己。心中一句“国家利益至上”，生活上日渐奢侈，工作上也再无情面可讲。这种变化集中地表现在两件事上。
排场
第一件，是张居正回乡葬父的排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