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张居正的考虑有两点：
首先，出于政治局势上的需要，确实要对原来高拱手下的那批言官进行一个清洗。
在明代，言官的品级一般不高，像六科的给事中，一般也就是七品，那在京官儿里也就是最低的。但由于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高层官员一般都注意拉拢他们。反过来，有高层的拉拢，这些言官为了将来的仕途考虑，也愿意背靠大树好乘凉。这样，言官跟人也就是官场上一个最典型的帮派现象。
高拱手下原来的那帮言官跟张佳胤这些人不一样，他们是铁了心跟高拱的，身上的政治帮派标签最为鲜明。现在高拱倒台了，他们暂时老实了，但留着他们就是留着潜在的祸患。就算有人是墙头草，看风使舵两边倒，那也说明这种人不可靠，更不能留。所以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张居正决不肯留这些潜在的威胁在朝廷里。
其次，更重要的是，张居正不只开除了属于高派成员的这些言官，他把一些好斗分子、好争吵分子趁机也都给清洗掉了。
张居正说过：“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同卷《答汪司马南溟》）
这个“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是什么意思呢？
“芝兰”那还是指优秀人才的。可虽然你是“芝兰”，只要你挡在我前进的路上，我还是要不客气地把你给清除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挡路了。
那么，既然是人才，怎么又挡路了呢？
其实这是个比喻，这里的人才指的是那些好议论、好争论的人才，就算他们本身是有本事的，但这些人因为好议论、好争论，所以对于国家大事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好事，这就叫“二、三子以言乱政”。
这说明张居正看得很远，他是为了推行即将进行的改革的需要，才不得已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们知道一项新的变革开始之初，最难做到的就是意见的统一，所以回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当初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也就是埋头做事不争论，那真是个极其英明且伟大的见地。
张居正也正是出于这一种考虑，才决定对言官制度的代表监察系统开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