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郭老路过奉节的年代，是他在历史名人身上做翻案文章的高潮时期。此前的1959年为曹操翻案，1960年为武则天翻案；此后的1971年又在杜甫身上翻案。为此发表了大量的文字作品，包括剧本、专著、论文等。令人不解的是，在刘备遗体是否运回成都的问题上，他的翻案仅限于口头上这一次简短的谈话，事后并未发表正规的考证论著。史学考证，全靠证据说话。他之所以没有发表考证论著，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足以支持其论点的证据。
与此相反，却能列举三大类的证据，说明刘备的遗体确实运回成都，也必须运回成都，而且完全能够运回成都。其中，第一类的证据，在陈寿《三国志》等史籍中已有明确记载，此不赘述。而第二与第三两类，涉及当时的丧葬文化，相当有趣，所以在此作通俗性介绍。
先说第二类，即刘备遗体必须运回成都安葬的证据。
刘备的蜀汉皇朝，自称上继两汉，并以“汉”作为正式国号，则其礼仪制度，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即皇帝丧葬礼制，定然要承袭祖宗朝的汉家制度。加之刘备病逝之后，执掌朝政的诸葛亮，又是深受儒家礼仪思想熏陶，对汉家正统极其忠诚，对刘备知遇之恩极其感念的人，因而他所主持操办的丧葬大礼，更是会竭尽心力按照汉家的传统礼制进行操办，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纰漏和欠缺。
东汉皇帝的丧葬礼制，《后汉书》所附司马彪《续汉礼仪志下》“大丧”条，有非常详细、明确而可靠的记载。按照记载，当时为皇帝办理丧事，按照时间先后，一共有如下六项法定的礼仪程序：
第一项，由皇后亲眼确认皇帝已经死亡的事实后，再以皇朝临时主宰的身份，下达正式诏书，将具体操办治丧事宜的重任，委托授权给朝廷的首席执政大臣。
第二项，皇帝家庭的直系亲属，偕同朝廷大臣，与皇帝遗体第一次见面，共同确认皇帝已经死亡的确凿事实，然后向皇帝遗体哀哭诀别，类似于后世小范围内的遗体告别仪式。
第三项，皇帝家庭的直系亲属，同姓皇族的男性和女性，朝廷的百官，上自执政大臣，下至宫廷的侍从官员，以及外地前来的各类来宾，都汇聚在宫廷大殿之下的广场中，向皇帝遗体哀哭诀别后，举行盖棺大殓，类似于后世大范围内的正式遗体告别仪式。
第四项，在已经盖棺的遗体灵柩之前，举行新皇帝的继位大典，以示皇权在生者、死者之间贴身无缝的传承和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