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带又想起《三国》里两个有名的故事。
一是曹操禁酒。孔融说，酒固然曾使人亡国，但好色也有一样的后果，干吗不禁止结婚呢？
二是刘备禁酒。一直闹到发现人家有酿酒的设备，就一样判刑。于是简雍随便指着一男人跟刘备说，这人想行奸淫，得赶紧抓起来。刘备问，你怎么知道？简雍说，他身上带着行淫的设备啊。
这两个比方，除了惯常的理解，我觉得可能还说明了一个问题：私自酿酒的情况就像结婚一样普遍；家里就有酿酒工具，也就像男人身上都有行淫设备一样顺理成章，因此实在是抓不胜抓。
古代禁酒也好，实行酒水专卖也罢，政策通常很难贯彻落实，也维持不长久。根本原因，恐怕既不是贤良文学们的猛烈抨击，也不是孔融、简雍们的漂亮反诘。酿酒原料就是粮食，酿酒的设备可能就是个缸。所以这个行业门槛太低，分布太广，禁酒或酒专卖带来的收益，都不够缉私的钱。
不管道德的调子定得多高，人性趋利，老祖宗其实是很早就认识得很清楚的。于是就不怕没有专家学者给君王们出主意：您要保证您的绝对权威就得把利益都拢在自己手里，让人除了照您说的做，没有别的发财机会。概括成一句话，叫“利出一孔”。
战国时代，西有《商君》，东有《管子》，都写下了这四个字。但具体策略，则还有些个不同。
《商君书》的思维是：人发财了就不会太听话。那种地可以发财么？发不了，所以这个可以有；经商可以发财么？可以，所以这个得打击。因此他主张崇本抑末。而《管子》毕竟由工商业比较发达的齐国出品，若是这么跟流通领域过不去，不大现实也太不合算，所以它的态度是这样：既然经商可以发财，国家就应该亲自经商而别让普通人染指，大凡有什么东西对老百姓而言属于刚性需求，国家就要尽量把它垄断起来。
垄断酿酒行业固然困难，所以只好放弃；但另外一些东西，要实现国家专营就比较容易。比如说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盐。
中国的海岸线漫长，但如果考虑到制盐需要有宽阔的滩涂作为基础，那么最重要的产盐地区，也就只有黄河、长江之间的这一段而已（即习惯上所谓的两淮）。这个范围要控制起来，其实并不为难。至于内地的盐井、盐池，朝廷过去画个圈，也就很自然收归国有了。
既然垄断了盐业，国家怎么给盐定价。就可以完全和盐的生产成本脱钩。接下来，官府自己卖盐也好，授权给特定的商人卖盐也好，总之，收益巨大。据《盐铁论》的说法，卖盐是“百倍之利”，这当然夸张了点。不过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朝历代，政府在盐业上的获利，往往是仅次于农业税收的第二大财政收入。
官府觉得卖盐的名声是很好的，叫“民不增税而国用充实”。比如说，大清号称“永不加赋”，所以一旦朝廷缺钱，往往就要求盐商捐款；盐商捐完款，就又要求朝廷抬高盐价作为回报——这摆明了是欺负老百姓不懂什么叫间接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