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钱沣参奏的这个国泰来头很大，国泰是皇妃的伯父，又与和珅关系极为密切，其父是四川总督文绶，而文绶则是刘墉的老上级。这样的一个人，与乾隆帝、和珅、刘墉关系都极为密切，从这几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中就可以知道他的势力在朝中可谓树大根深。所以他一路走来升迁得很快。先是泗阳县令，后又任刑部主事，再后任山东按察使，再后任山东布政使，1777年任山东巡抚，成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
国泰任山东巡抚后，很快伙同山东布政使于易简沆瀣一气，贪赃枉法，挪用库银。造成山东各府衙门的国库亏空，官场上下一片乌烟瘴气，社会经济更是停滞不前。不仅如此，又逢山东连续三年受灾，国泰不仅不赈灾，反而邀功请赏，以荒报丰，继续开征收税。凡无力完纳者，一律查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名。
就这样一个关系在朝中盘根错节的嚣张酷吏，别人拍他的马屁还来不及呢，谁会斗胆参他？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大学士阿桂、将军福康安就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决定上本参奏他。
1782年初，阿桂和福康安联名上书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罪名是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建议乾隆帝将他调回京师为官。
乾隆帝见弹劾到自己亲戚身上了，得认真对待，就找到山东布政使于易简打听情况。于易简是前任大学士于敏中的弟弟，因为国泰权大势重，所以虽然布政使与巡抚官阶相同，都是从二品，但是于易简却对国泰极端献媚，甚至向国泰长跪禀事。
于易简见皇上询问，当然极力为国泰辩白，坚称国泰只是对属员比较严厉，可能有人诬告。乾隆也就相信了他的话，并两次下谕说国泰并无劣迹，只是办事认真欲速见效之过。
不料，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却被惹恼了！他听说大学士阿桂的弹劾没有起到作用，就在四月初继续上书乾隆帝，再度弹劾国泰。幸运的是，乾隆并没有草率行事。他委派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为钦差大臣，立即前往山东，“秉公据实查办”。乾隆帝这样安排是有深刻含义的。国泰与和珅的关系向来密切；刘墉和国泰的关系就不必多说了；工部右侍郎诺穆亲，是皇帝本人的亲属。所以，这个阵容看似强大，好像来势汹汹，其实是为了保护国泰。
过了几天，乾隆猜想心领神会的和珅肯定已经迅速对此案件处理安排完毕，于是就对军机大臣下旨，讲了查审国泰一案的方针和办法。表示，钱沣弹劾国泰、于易简贪纵营私致历城等州县的仓库亏空。今派和珅等“严切查究”。仓库亏空之事，和珅等逐一对比印册盘查，自能水落石出。而索贿行贿之事，就比较难办，若双方都不愿如实呈述，可对各官晓谕，若伊等供出实情，其罪可从轻处理。此谕由六百里加急传谕和珅等人。
两天后，乾隆又谕军机大臣：原任山东济南知府吕尔昌，系国泰用的人，推荐其任安徽按察使。其必然知道国泰劣迹，著传旨令吕尔昌据实指控国泰、于易简的贪婪不法，毋许丝毫欺隐，否则重惩。
乾隆的这一套障眼法，虽然瞒过了众大臣，却并不能让钱沣放心。钱沣怕和珅会预先做好安排，暗中动手脚，就与刘墉商议，他一个人微服先行，由刘墉稳住和珅。和珅、刘墉、诺穆亲三位钦差大臣则随后离京前往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