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未雨绸缪，为了钓大鱼，必须要事先准备好诱饵。和珅做事总是处处考虑，尽量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这样准备才会充足。一旦对手发起攻击，马上就可以使出设计好的方案进行周密布署和果断行动。这样做事看似曲折，不如“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样痛快，但却可以保你在朝中更加稳妥。
和珅把持朝政时对朝政的最大改革就是设立了议罪银制度，犯罪的官员据此可以通过交纳一定的银两来代替惩罚，依旧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这一制度深为乾隆欣赏，为他带来了无数的白银供他挥霍。但是也有明眼人看出了其中的弊端，对这一制度提出了异议。这个人就是内阁学士尹壮图。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考中进士，官授庶吉士，后被迁为礼部主事。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入阁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上书向皇帝直言议罪银制度为朝廷带来的不利。《清史稿》中对此也有这样的记载：“高宗季年，督抚坐谴，或令缴罚项贷罪，壮图以为非政体，五十五年上疏言：‘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在桀骜者借口以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不得不望属员之倾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望玩具之愈，请永停此例，其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亲职，毋须再膺外任。’”
伊壮图的奏折中提到：各省督抚大员即便犯了错误，因为皇恩浩荡，不会立刻革去他们的官职，而只罚他们若干银两，以示惩罚。更有一些官员竟然自愿交纳罚金，对于那些多行不法的官员来说，这无异于为他们的行为找到了借口，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胡作非为。就连那些平时行为端正、清廉自谦的官员因为得到了下属交纳的银两，如果遇到下属有什么不轨行为，也不得不为下属包庇。这也不是设立议罪银制度的初衷。所以，罚银的制度虽然起到了很好的做用，却非但不能令官员们羞愧，反而容易滋生他们的不轨之心，请求皇上永远废除这一制度。
乾隆看过奏折之后十分不满，下诏书说：“尹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今指实覆奏。”让尹壮图不要只是凭空猜想，举出实例来，而实际上乾隆是不想放弃这个搜刮钱财的政策。《清史稿》中同样收录了尹壮图回复上谕的奏折：“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查望。”
尹壮图太过诚实，中进士已经二十四个春秋，对官场竟然还是一窍不通。他也不想想，他能看出的问题，难道别人就看不出来，偏偏等他去提出？他始终没有得到高级的官位，也是情有可原。他的这个复奏，虽然实际上是指出了和珅所创的议罪银制度的弊端，但他的打击面太大，指向整个官僚集团，这就让全国最大的官僚乾隆恼羞成怒，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