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本书叫《字贯》，作者是王锡侯，本名王侯，害怕自己的名字让朝廷忌讳，遂改名锡侯。他年近40才中举，后因屡试不第，决心弃考著书。乾隆四十年（1775年），他花费了17年心血，终于写成了《字贯》一书，并刊行面世。该书分为天、地、人、物四类，是一部简明的字典。他对自己的这本书也是非常满意，并在序中写道：“天下字贯穿极难，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识而不知用。今《康熙字典》增加到四万六千多字，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茫然。”所以，他著这部书就是为了能够将天下字贯通联系，使学者便于查找。
谁知，就是因为他序言中提到《康熙字典》有诸多不便，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王锡侯的同乡将此书以诬蔑贬低圣祖康熙帝的名义告官。经办此案者正是海成，他认为王锡侯目无圣祖、胆大狂妄，建议乾隆先革去其举人身份，再审拟定罪。乾隆仔细看过《字贯》后，对此并未在意，遂将此事暂时搁在一边。
谁知此书辗转落到和珅手中，他恨不得能从书中找到对皇家不敬的只言片语，以期获得乾隆的重视和宠幸。终于，他书中的“凡例”中看到圣祖、世宗的庙讳及乾隆的御名字同其他的字一样一一列出，于是抓住把柄，立即向乾隆参奏。乾隆听说书中竟有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对皇帝的名字不加避讳，触犯了皇家的威严，于是下令把王锡侯处斩，子孙六人处死，全家21人连坐；这还不算，他还痛斥海成不细心办案，革去了他的职务，并交刑部治罪。
和珅在这一次次的“壮举”中，打击扳倒自己的政敌，本人却一次次升迁，并在乾隆面前邀宠。他的行为甚至其他国家的使臣也有所耳闻，朝鲜的使臣回国后在史书上有记载：陕西有一个书生，因对和珅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的罪行看不下去，加上亲见官场的昏暗和人民的痛苦，于是不顾个人安危向乾隆上书，痛陈和珅的种种恶行，希望乾隆按律治和珅的罪。
书生的奏折最后终于到了乾隆手中，但乾隆此时正对和珅恩宠有加，哪里听得进半点良言？对和珅依然是坚信不疑。但是和珅却不能容忍有人如此对他，于是派人打听到这个书生的下落，并杀死了书生的全家。满朝文武见和珅如此恣意妄为而仍受到皇帝的宠信，哪个还敢不对他尊敬？一时间官员们见了和珅都是战战兢兢、唯唯诺诺，和珅一来，如同皇帝驾临一般。
其实，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想，就会发现和珅之所以对人施展这么毒辣的手段，也是迫不得已。他没有高贵的出身，也不是科举出身，所以，尽管官职高高在上，却得不到相应的尊敬，心理难免不平衡。如果他不对那些政敌痛下毒手，给自己立威，他在官场上恐怕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后来他为了取悦皇帝，巩固自己的地位，难免做了不少不义之事，惹得官怒民怨。此时他只好靠严酷的手段打击别人，杀一儆百，让别人不敢对他轻举妄动。不如此就会被人轻易地联合告倒，早早结束他的政治生涯甚至性命了。然而，聪明一世、饱读诗书的和珅怎么会不知道这样做就是违背天下的公理？他这样做，岂不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寻死路？可见和珅也有利令智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