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的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乾隆的虚荣心。于是，乾隆决定让位不放权，做一个真正的太上皇帝。他还在乐寿堂前门内自撰并亲笔书写了一副对联：“乐在人和，肯寄高闲规宋殿；寿同民庆，为申尊养托潘园。”自比宋高宗和明代官僚潘恩。不仅如此，他还仿效宋高宗的德寿宫起居注，乾隆决定也要做太上皇起居注。而且决定新皇帝登位后，朝廷上用嘉庆的年号，内廷依然用乾隆的年号，也就是说，宫里是存在乾隆六十一年的说法的。
和珅利用乾隆有心继续秉持朝政的心理，轻易保住了自己的权势，并且继续把持权柄，地位没有丝毫的动摇。和珅想在太上皇归天之前把自己和新皇帝嘉庆的关系搞好，以期达到顺利交接的目的。所以他尽可能向新皇帝献媚取宠，希望成为两朝的股肱之臣。他想，有乾隆这个依靠，加上自己善于揣摩上意，应该不成问题，和珅计议已定，心里不免美滋滋地畅想自己的光明前程。
一切安排妥当，乾隆于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日发布上谕，将他要做太上皇的来龙去脉、内禅的步骤和训政的意图一并表达出来，表明只是把皇位让出来，但决不交出实权。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太上皇。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和珅发布上谕：“明年降旨归政之后，凡内廷人等俱称上万万岁。”他的谕旨应称为“敕旨”。
有名无实的嘉庆帝登基了，但正如乾隆所说，他自己并未颐养天年，而是孜孜训政，毫不倦怠。乾隆虽然表面上是禅位给嘉庆，但实际上是更进一步的专制了。他说：“归政后，迅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凡事无巨细，嗣皇帝仍要向他奏报，由他来裁决并下达指令。并规定：“凡有善奏事件，俱着书太上皇帝，其奏对着称太上皇”。太上皇帝并没有到宁寿宫居住，而是依然住在养心殿中，他仍一如往日自称为“朕”。嘉庆的权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其没有行政权，没有用人权，更不能单独接见外藩和贡使，确实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儿皇帝”。
和珅见嘉庆对乾隆百依百顺，自己的大靠山乾隆仍然勤政，并把一些重要事务交由自己办理，心中不免更加得意，同时也对自己佩服有加——这个靠山可是没选错！和珅的部分目的还是达到了，也就是他的“后台”乾隆仍是大权在握的“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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