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著名的就是一代文学大家纪晓岚，曾具体负责《四库全书》的总体编纂事务，成就了乾隆帝的“文治之盛”，是乾隆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顾问。就是这样一个受众人景仰和皇帝倚重的人，在数十年的仕途发展上，却始终不尽如人意。在乾隆帝眼中，纪晓岚虽满腹经纶，但毕竟只是一个学者型人才，这类人缺乏经世之才，往往纠缠于事务的具体细节而没有大局观，故不可委以大任。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四月，纪晓岚循例迁贵州都匀知府时，乾隆帝以“用非所长”为由将其留在京师，并授予四品衔留为左庶子。当时乾隆帝的理由还是非常光明正大的：“剧任恐掩佳才”。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员外郎海升殴死妻子吴雅氏。当时纪晓岚任左都御史，他因失察案情而遭到乾隆帝呵斥，乾隆帝话说得非常难听而刻薄：“其派出之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态度非常的不屑。正因如此，纪晓岚此后一直混迹于礼部、兵部、都察院，未曾进入到事务性较强、地位较高的吏部、户部、刑部、工部等衙门任职，更别提大学士等职务了。
和珅则不同，他做事圆通灵活，虽属于读书人其行事却不受约束，做事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皆以达到目的为宗旨，政务能力很强。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日常事务的处理上，更表现在对李侍尧等地方大员贪污案件的处理上。乾隆中期的一系列大案的出现，原因多种多样，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都是俸禄太少，而应酬却大幅增加，所以往往不够用。清朝制度中，官居一品的大学士的年薪也只有180两白银左右，比苛刻的明王朝还要少，难保他们不贪污。所以这项制度实施之初就有人提出异议：“禄薄则廉者不能自润，而贪者以削小民；秩卑则高才无用表见，而污者苟且流竟以矜侥幸，安望其养廉耻、建功名乎？”虽然有官员建议增加俸禄，以刹住贪墨之风，可惜，康熙还是强行推行开来。
康熙时期，官员们既要来往应酬，俸禄又少，所以贪污之风一直都非常盛行。正是鉴于此种情况，雍正对固有薪给制度作了大幅度的改革，给地方官员增加了养廉银。所谓的养廉银就是从各省布政司库的耗羡银中抽出绝大部分，按官级和政务的繁简程度等分配给各级地方官，作为他们的私人生活和衙门公务的开支。实行这一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止住当时上级衙门对下属的苛取勒索以及州县官对民间的私征加派，从而缓和社会矛盾。而其实质则是将“灰色收入”透明化。
虽然朝廷不再追究，但是官员得到的银两实际上是减少了。就拿河南巡抚衙门来说，原有各项规例银不下20万两，养廉银制度推行后的雍正三年（1725年）万余两，雍正十年（1732年）更是减少到2万两。到了乾隆时期，乾隆帝对养廉银额加以调剂，削减督抚养廉，此时，万两。这样一来，养廉银就徒有虚名，官员的开销只好靠向下级摊派或横征暴敛维持，以致“养廉者其名，而养不廉者其实也”。
这还不算，地方上的各级官员还要负担每年向朝廷的进贡以及地方上的临时之需，官员当然不能自己创造财富，所以这些负担最终都落在了百姓的头上，或者挪用公款。在此过程中，地方官员还不忘捞取好处。这样一来，难免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地方财政其实早已入不敷出、寅吃卯粮。所以李侍尧贪污行为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